在台湾自由经济体制建制过程中，台湾当局摆脱对经济的过细参与，强化了计划指导功能，这是政府职能的重大变化。台湾地区自由经济体制的运作说明，积极而适度的政治干预和积极而适时的经济干预是经济体制转换以及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干预”与“放任”的互补、互动永远是经济运动不可缺少的辩证因素。 一 1980年代中期，欧美经济理论发生重大变化。凯恩斯理论逐渐被M.Friedman和R.Lucas等人的货币学派和新古典学派所代替。1990年代以后自由经济理论以绝对优势击溃政府管制理论并被各国广泛接受。几乎所有的国际性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WTO)、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都改以自由经济为宗旨。在我国台湾地区，自由经济理论也逐渐成为主导经济政策的主流派。尽管1980年代初期也发生过著名的“王蒋财经大论战”，主张管统经济的王作荣与倡导自由经济的蒋硕杰曾公开辩论利弊，但两人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即都认为台湾经济腾飞与经济自由化有直接关系。只是彼此认定的自由化程度有些差异而已。在自由经济理论诱导下，台湾产业构成和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也相应发生变化。受政府保护的大企业发展为企业集团，垄断了内需市场和中上游原料的生产、供应，在利益驱动下竭力用财务资源去经营政商关系，力图左右经济政策的制定。一大批中小企业主和中产阶级则在较为宽松的空间里迅速崛起，基于自身经济利益则要求更多的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和政治民主化，并极力去影响经济政策。在国际大氛围和岛内经济呈现出多元要求的情势下，台湾当局进一步减少了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和干预，并公开提出经济体制的“三化”政策，即自由化、国际化和制度化。 自由经济体制的确立对台湾地区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一方面它利用自身的调节机能减少了与外部的贸易摩擦，缓解了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创造了机遇，促使民间经济活力充分发挥出来。一方面宽松的政策环境诱发出企业的利益欲望，出现强劲的对外投资热潮。其中，不少中小企业为了避开岛内生产成本的上涨，纷纷到祖国大陆和东南亚国家或地区投资建厂，在产业转移中追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同时，自由体制的自主性、灵活性在调节和活跃经济过程中起到改造、重组和优化产业结构作用，农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日益减少，工业生产的比重也被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所超越。更重要的是，由于外资及其带来的高新技术的涌入，推动了台湾经济转型和升级以及电子资讯产业迅猛发展。据统计，到1998年底，台湾已有11种电子产品的生产占据世界首位，15种电子产品占据世界第二位，6种电子产品占据世界第三位。在整个出口商品中，有600亿美元的技术密集产品。这表明台湾经济结构开始进入到较高层次。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尽管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呈现出衰退趋势，台湾地区由于经济结构比较合理，岛内自身金融市场发育比较成熟，故1998年全年经济增长率仍有5.07%的较佳表现。另外，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使台湾地区的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按照国际通用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在家庭消费中的百分比）衡量，台湾已由1970年的49.4%减为1984年的38.8%与1994年的26.05%。（注：见《1996年台湾统计年鉴》）从贫富差距看，台湾的私有制经济潜藏着两极分化的危险，但由于宏观调控和自由经济政策自身的调整比较成功，故而进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后，居民家庭的收入分配却呈现出均等趋势。用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衡量，台湾从1964年的0.321降到1989年的0.303，进而降为1994年的0.296。（注：李家泉主编：《台湾经济总览》第29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分析自由经济体制所以能推动台湾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其原因首先在于，台湾当局摆脱对经济的细节干预之后，集中于整体经济调整，经济计划的制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指导，并为此把较多的财政收入用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民众素质教育，主要包括引进、孵化和开发新技术，科技的资金投入和人才教育、培养等，积极为经济发展培育行为主体。据统计，从1986年到1996年10年间，科技经费增长了4.8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14%提高到1.85%，计划到2002年达到2.80%，研究人员增长了两倍，每万人口拥有的研究人员数由14.3人提到33.4人，计划到2002年增至35人以上，文化教育经费不断增加，占“政府”支出的比重由1980年的15.3%增为1994年的20%，1996年统计，在6岁以上的人口中，中小学学历者占58.86%，高中高职学历者占15.18%，专科以上学历者占15.32%，位居世界上该项统计指标的前列。（注：中共中央台湾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台湾问题》第28页，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对科技、教育的重视和经费投入，优化了整个台湾地区人才结构，奠定了引进、消化和开发新技术的社会基础。这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有战略远见的举措。其次，当局引导企业充分利用自由经济体制的外向功能及时转换经济结构，积极实现产业升级并增强国际竞争力。自由经济外向型发展战略使台湾经济超越岛内市场限制，利用世界市场需求刺激工业发展，赚取了大量外汇收入。据统计，台湾地区70年代经济起飞后国际贸易逐年出超，到80年代末岛内资本开始外流。许多企业在进入世界市场的同时，利用外界的新资源优化产业结构、资源配置和技术结构，通过兼并活动扩大技术寻求和优势外溢，在交流吸收中提高了国际竞争能力。 台湾地区自由经济体制的运作过程有两个特征值得重视和借鉴。一是它不是绝对的自由经济，而是“政府”指导下的自由经济，即经济发展不是不要“政府”职能，也不是完全自由、各行其是。只不过“政府”经济职能发生变化，即“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制定经济计划，导向性地引导产业创新和开发工作。所谓经济计划，即在一定时期由“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方向和预期经济目标，用以指导经济主体的经营决策和行为判断，同时侧重构建宏观经济体制和机制，用完善的规章制度规范企业行为。第二个特征是台湾当局在重点指导大型企业发展的同时，十分重视中小企业，并采取种种措施积极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条件，使之与主导企业相互配合、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这就使台湾经济呈现出协调、互补的格局。据统计，到1997年，台湾中小企业已突破102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7%。这些中小企业产值已占岛内全年生产总值的52%，占上交利税营业额的40%，成为“利税大户”；中小企业产品的直接出口额占台湾总出口额的65%，是外贸出口和创汇的生力军。同时中小企业的发展吸收了大批就业者，其就业人数占台湾总就业人数的85%。故而中小企业成为台湾经济发展广泛而雄厚的社会基础，在台湾有经济“功臣”之誉。（注：刘彦生：《台湾中小企业发展及其对大陆的启迪》，《东南学术》，1999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