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TU984.11[+3]:F127.9 【文献标识码】A 以1980年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立为标志，以1990年上海浦东新区的建立为转折点，经历过1990年代初期的“过热”及其后的整顿，经历着市场经济的洗礼与考验，我国开发区事业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发展壮大。各类开发区以其优越的投资政策和良好的法律环境、高度开放的管理体制、先进的基础设施和健全的支撑体系、资金密集型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外商企业和国际资本集中等鲜明优势，在其所在城市和地区社会经济各个层面的作用影响日益突出，已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的核心区、外向型经济的主阵地、经济的强劲增长点、改革开放成就的集中展示区。 而开发区建设发展过程所伴随的空间开发、经济要素重组、人口聚集流动、土地利用变化、新旧城区及中心与边缘区的相互作用等，对所在城市和地区经济、社会、实体空间的演化具有强烈的催化、带动效应，从而可引发或加速整个城市－都市区层面的空间重构。加强开发区建设与区域空间重构相互关系的时空效应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开发区发展的规律性、理顺开发区建设与中心城市及整个都市区发展的关系、充分发挥开发区在区域结构与功能优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指导开发区与区域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开发区发展进程的时序阶段及其与依托城市的相应关系 开发区与其所依托的城市（母城）的关系，受其空间位置、层次等级、规模、类型以及所在地区经济基础、城市与区域总体规划、国内外社会经济大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但在相当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其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开发区有着不同的增长机制及不同的功能，因而与母城之间的相应关系也有所不同。 1.1 成型期阶段 这一阶段从开发区的设立开始，到开发区发育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园区、成为城市经济增长极局面的形成为止，一般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在我国沿海最早的那一批试点城市，这一过程在1990年代初已基本完成，而对于其它绝大多数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设立的开发区，大约到1995年前后完成，各地的数据和报告纷纷证明了开发区作为城市或区域经济增长极核局面的形成[1-4]。到这一阶段完成时，各开发区的空间开发规模一般为几个（＜10）平方公里。各地开发区大都选择在特大、大城市近边缘区(Inner Peri-Urban Region)布局（图1-a），少数则处于中心市区内部位置、或者离开中心市区较远而呈“飞地”形式。 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征是：开发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且以超常规速度增长，60%以上乃至100%以上的年增长率比比皆是。这种超高速增长本质上反映的是我国经济蓄积已久的内在能量在新体制下得以释放而表现出的巨大爆发力。而推动这种超高速增长的最直接动因是国家和地方赋予开发区的各项优惠扶持性政策。这些优惠扶持性政策，形成了开发区在投资与发展环境方面的比较优势，使得开发区在对资金、技术、人才及其它资源的争夺战（亦即发展权的竞争）中更具竞争力，能够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抢占先机，因而很快便后来居上，一跃成为所在地区主要经济增长点。开发区建设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人工造极”运动，而且总体上看是相当成功的。在“三为主”（资金以外资为主、产业以新技术为主、市场以出口为主）宗旨指导下，一大批外向型工业新区形成，为我国发展新经济提供了基地和载体，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优惠性政策的激励效应是如此显而易见，即便是在深圳、珠海等原本基础很差的地方，也能够造就出经济奇迹，因而也就难免在一些地方会出现盲目上马众多开发区以增大受惠面积、竞相出台更加优惠性政策以增强自身吸引力的现象，以至于一度出现了开发区过多过滥、相互恶性竞争、为局部利益损害整体利益的局面，迫使国家不得不对开发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清理整顿[5-6]。
图1 开发区发展阶段与城市相互关系示意 这一阶段开发区增长的主要方式是注入式增长，依靠不断引进外资或其它外部资源、吸收大量投资来实现原始积累和外延扩张，因而表现出强烈的极化效应。根据“极化—扩散”“溢出—回波”理论，在极化效应主导期，极化点对于周围地区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有限的，甚至会因其强大的吸附力，从周边地区争夺人财物资源，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周边的发展，表现为极化点外围发展迟缓，极化点与周边的位势梯度愈来愈大。这种规律同样表现在这一阶段开发区与母城的关系上：开发区对其母城更多的是倚赖与索取。开发区需要依赖母城提供的资金、人员、技术、基础设施来启动、运转；为了能够让开发区尽快顺利成长，城市决策者的注意力以及大量的开发建设投资都倾注到了开发区，在有限的城市财政能力下，甚至不得不以放缓旧城改造的步伐、牺牲老城区的利益为代价。这一阶段开发区对母城的反馈是微弱的：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特征（意味着与当地传统产业之间存在着技术水平、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断层”），以及投资和市场“两头在外”的特点，使得开发区与本地经济的关联效应和技术转移效应并不显著，在本地区产生的就业增长也十分有限，而且开发区所需的多是高学历、专业技术型人员，因而新增的白领就业岗位对于解决城市工业企业的下岗（失业）问题作用甚微；而由于土地和税收优惠政策的大量使用，使开发区对国家和当地政府财政的贡献也是有限的[7]。所以，这一阶段开发区与母城的相互作用的合力方向应该是从母城中心指向开发区（图1-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