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处于社会化危机中的儿童和青少年 在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儿童和青少年已经经受了难以计数的艰难困苦，这种困境源于他们必须依赖他人成长的被动地位，源于他们无法规避或自主选择环境的任何影响。事实上，直至今天，儿童和青少年仍然没有摆脱缺乏主体性与独立性的被动性，甚至被视为私人财产的尴尬境地。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一旦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状态不符合成年人的主流代文化模式，或者脱离意识形态宰制下的主流价值，那么“处于危机中”便一定是儿童和青少年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当前中国的儿童和青少年也同样印刻着这种被动性。其中最典型者，体现于成年一代运用“XX危机”（例如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理想危机等）的思维方式来形容和描述儿童与青少年。这种被动性，也在各种经久不衰的教育改革、教育实验的尝试中显现无疑，儿童和青少年始终处于任人摆布、任人试验的弱势地位。也正因此，崇尚学生主体性、解放学生的生命力、探索符合学生人性的生存环境的教育变革才显得如此的弥足珍贵！ 但是，本文所要探讨的“社会化危机”，不是从价值判断的层面来分析当代中国儿童和青少年所面临的“XX危机”，而是从事实判断的角度来探析他们所面对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的危机”。事实上后者反映了儿童和青少年更为深重的被动性：他们广泛地经受着来自自身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学校、家庭、社区、邻里、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等各种环境的各种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健康的不健康的、积极的消极的，他们都无法逃避。面对这种沉重的无奈，他们只能叹息：“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困惑；“我们应该如何做人？”，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大问题。理解了儿童和青少年的这种深刻的被动性，我们才有可能反思：那种对儿童青少年的可爱、可气、可恨、可憎的评价，实质上是如此的苍白和无理！因为是我们所提供的环境塑造他们成为所评价的那样！我们也才有可能切入问题的根本：深入地批判和反思我们所赋予他们的成长环境，真切地探讨如何净化儿童的成长环境问题。 当前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化危机”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类属于社会化目标的问题，当前最典型者莫过于社会化目标的迷失。第二类属于社会化环境的问题，当前最典型者在于中国社会化资源基础的亏空和残缺。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解体与整合功能的缺失 人的社会化首先是在整体的文化环境中养育成长的。文化是社会成员的生活状态，是成员所创造的整体人造环境，包括社会生产、生活中所涉及到的全部物质和非物质产品。文化的最重要功能是对社会的整合，即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规范与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因此，从宏观上来说社会的文化环境建设十分重要。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Parsons)认为，结构与功能存在对应关系。文化的整合功能只能产生于文化整体结构的完整、平衡与稳定。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核心是“家”，由“家”而“家族”而“群体”而“社会”而“国家”，显然不同于以“个人”为核心的西方文化结构。这种“家文化”结构的基本形态表现为“家庭伦理”，由此进而推演出“群体伦理”“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这一伦理文化的基本内容可以用“忠孝仁义礼智信”七字来概括。中国古代，家庭内部以“伦”的关系为准则，“伦常”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处理家庭内外关系、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规范，也同时衍生出中国文化中大部分价值、意义、伦理与道德的基本体系，并长期承载着整合全体社会成员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功能。 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结构在一个半世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解体了。其中冲击最大的是以下几件大事：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之风日盛，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十分勉强地向“船坚炮利”的西方文化低头；20世纪初急欲救亡图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彻底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高举起西方“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自觉或不自觉的扬弃；而对传统文化最根本的摧毁，则始于1949年以后对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国家所有制的选择，从而形成“家”与“国”在文化结构上的分离，中国传统文化中只保留了与“国家伦理”直接相关的“忠”的文化，而与“家庭伦理”有着最直接关系的“孝、仁、义、礼、智、信”，则以“阶级性原则”“革命工作需要”“大公无私”等精神取而代之。十年文革则突显了人性中基于原始时代的“野蛮与残酷”，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断裂”与解体。 随着“伟大领袖毛主席”1976年的逝去，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后一个支柱“忠”也随风而去。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时代促成了经济社会的来临，从而使功利主义得以泛滥，社会流动的加快和城市化的飞速推进促成了越来越多流动的个体；核心家庭的扩展与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进则瓦解了家族文化的结构；而随着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断裂，所填补的是多元纷乱的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也包括中国传统社会各种亚文化的泛滥。中国的传统文化结构就此彻底崩溃，传统主流文化的整合功能也就此被消解，人的社会化最实在的主流文化基础丧失了。 三 中国人日常道德生活的困境与人生态度的俗化 在中国民间社会，本来有着以各种宗教或准宗教为基础的道德信条，例如，儒教的“人伦说”与“义利说”、佛教的“因缘说”、道教的清规戒律等；也弥漫着建立在血缘、地缘、人缘关系之上的贫富相助、敬老爱幼、患难相交、诚实守信等朴素的道德习俗。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解体，民间社会的传统道德观也渐趋瓦解；而中国社会赶超型现代化的快速启动，市场与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滋长了唯利是图的价值观，诱发着“一切向钱看”的社会心理效应。当前中国民间社会化资源的亏空着重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是中国人日常道德生活警戒线的模糊；第二是中国人人生态度的俗化；第三是诚信危机的普遍化。 道德的实质是对人的无止境的欲望进行合理的调控。中国曾经一直是以道（价值标准）为先的社会，但是经济社会的来临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深刻，就在于促使中国进入了以“利”为先的社会，中国从道德社会转入功利社会，意味着在当前中国人日常生活领域中传统道德习俗的被瓦解，有人甚至把今天这个时代称之为“痞子成功的时代”。利益意识“近视性”的普遍化，意味着“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重负的切除，也意味着中国人日常社会生活中道德警戒线的模糊。而改革开放之初，原先被视为社会异类的极少数人（例如，胆大的懒汉、“山上下来的人”、不法分子等）成为“一部分先富起来的”表率和经济改革的受益者，不仅意味着他们成为“社会化榜样”，更意味着日常生活道德规范功能缺失的渐趋严重。其最深重的危机表现则是形成了负面的行为规范准则。例如，谁有道德意识，谁在竞争中就注定只能处于下风；任何人若想在这个新时代获得成功，就不能不与痞子采取同样的行为准则，像他们那样“敢干”和不受道德的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