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梁启超很重视对文化史的研究，并由此形成其文化史观。其文化史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他借鉴西方史学思想的结果。在这方面对他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是西方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文化史观派以及19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他重视对国民全体史的研究，倡导从社会文化的全方位考察历史以及始终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整理发扬等，都同这种影响有关。 梁启超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开山，一生看重文化史的研究，并由此形成他的文化史观。其文化史观的形成，除因注意吸摄中国固有的史学传统之外，致力于引入西方的史学思想，是值得注意的另一重要之点。本文主要就此略陈一二浅见。 一、西方文化史观派的影响 梁启超史学研究的一个很大特点，是注意借鉴和引入西方的史学思想。其是最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文化史观派的史学思想。 梁启超在追随康有为进行变法运动的过程中，已开始注重史学的借鉴功能，并由此表现出他早期的若干史学思想。如他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中说：“史者，所以通知古今之鉴也。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始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故外史中有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等名，实史裁之正轨也。言其新政者，19世纪史等，撰记之家，不一而足。择要广译，以观西人变法之始，情状若何，亦所谓借助他人之阅历而用之也。”①这段文字可以大致反映出他早期对史学的性质及功能的一些看法，而且已经可见西方史学思想的若干影响。首先，他要借助史学为推动变法的工具。其次，可见他对中西史学性质区别的基本认识，即中国史乃重在记一姓兴亡的君史，西方史乃重在记各种社会制度的民史。同时又对西方史书注重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区分其内容体例的特点，表示赞许。梁氏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说：“当知读史以政为重，俗次之，事为轻”。②按此“政为重”、“事为轻”之说，可与其西史长于言政、中史长于言事之说相较，而且他显然推重西史长于言政。所谓政，主要指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梁氏在《西学书目表序例》对译书的分类，亦论及所谓西史长于言政的特点。其分西学译书为三卷，“中卷为西政诸书，其目曰史志，曰官制，曰学制，曰法律，曰农政，曰矿政，曰工政，曰商政，曰兵政，曰船政。”可注意的是以史志为西政诸书之首。他对这种分类秩序解释说：“西政之属，以通知四国为第一义，故史志居首。官制学校，政所自出，故次之。法律所以治天下，故次之。能富而后能强，故农矿工商次之，而兵居末焉。”③从梁启超对西学译书的这种归类处理，也反映出他对西史长于言政的看法，即他认为西方史书主要偏重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记载。在他以君史、民史为区分中西史学基本特征的观点之外，继又有君史、国史、民史三史之说，《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曰：“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二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记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若《通曲》、《通志》、《文献通考》、《唐会要》、《两汉会要》诸书，于国史为近，而条理犹有所未尽……君史之敝极于今日。”④按梁氏虽仍以民史、君史为区分中西史学的主要特征，但“国史”概念的提出，即有对此看法的补充修正之意。国史概念的提出，反映出梁氏受西方史学思想影响而把中西史学区分为民史与君史的看法，至此已有所改变。即他发现，中国史书记载内容也并非完全是一姓兴亡的君史，在客观上也包含有与西方史学所注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内容相类似的成分，只是还有待完善而已。就是说，在借助西方史学观点剖析中国固有史学传统的认识上，梁氏已较前有所深化。 1898年变法失败，梁氏逃亡日本，据《东籍月旦》所言，可见他在日本得见不少日本学者著译的史书。此后正值他大量集中介绍西学的时期，奠定他史学思想基础的《中国史叙论》及《新史学》也先后在此期间问世。他有意识地吸取西方的史学思想，用以构筑自己的史学思想体系，并为中国的史学革新带来生机。他在《中国史叙论·史之界说》中，开宗明义就提出近代史家与旧式史家之别：“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⑤简言之，近代史家异于旧式史家主要有两点：1.不仅记载事实，尤需说明事实间的因果关系；2.不注重某些个人或家族的兴亡，而是重在探索国民的整体历史。他根据近代史家的这种认识，得出“中国前者未尝有史”的结论。近世史家显指西方史家而言。梁氏又根据西方史家从人类文化的所有方面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指出中国旧史仍局限于狭隘的政治史的范围，他说：“德国哲学家埃猛埒济氏曰：‘人间之发达凡有五种相，一曰智力，二曰产业，三曰美术，四曰宗教，五曰政治。’凡作史读史者，于此五端，忽一不可焉。今中国前史以一书而备具此五者，固渺不可见，即专详一端者，亦几无之。所陈陈相因者，惟第五项之政治耳。然所谓政治史，又实为纪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为政治之真相。”⑥上述这些梁氏所受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主要与19世纪下半叶以来兴起的文化史运动有关。 直到19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史学，仍偏重于政治、军事史的狭窄研究，这显然同资产阶级向各方面的深入开拓及社会文化的日益发展扩大，在知识形式上极不相应。于是一些新史家要建立新的史学，以把史学研究范围扩大到人类社会的整个文化。这样，从19世纪后半叶起，陆续出现一些从广阔层面上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文化史著作，使启蒙时代伏尔泰所开启的文化史研究得到发扬。英国史家巴克尔在1857年和1861年先后出版其《英国文明史》第一、二卷，在西方史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巴克尔在史学上的杰出贡献，是他对旧史学传统的挑战。“他强调指出，人类、社会、民族、文化才是历史的主体，历史学家应当记述人类的全部活动、人民的情况和知识的传播。他努力使历史学家的眼光从政治、军事、外交等狭隘的范围扩展到物质生产、经济关系、各种制度、科学技术、思想意识、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他尤其重视物质文化的叙述。”⑦巴克尔表现出的这种史学倾向，颇能代表当时兴起的文化史研究的一般趋势。1860年瑞士史家布克哈特出版其文化史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此书从包括国家政治制度、人民生活方式及思想意识、道德宗教在内的广阔文化背景，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以他为主，开始了一场旨在对以政治军事史为主的旧史学传统进行冲击的“文化史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史家朗普勒西特，进一步把文化史运动推向高潮。1900年他发表《文化史的方法论》，致力于创建新型的文化史学派。宣传从整体上研究人类历史的新史学观念。他最注重对文化史的研究。他认为，历史首先是文化史。他在自己的史著中，力求探讨历史进化过程，寻求历史发展规律，进行人类整体史的研究。他反对记载政治权贵，以撰写社会群体史作为自己的宗旨。在朗普勒西特的推动下，文化史运动成为20世纪初西方史学界的一股浪潮。从以上对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文化史运动的介绍，可见梁启超史学思想中所受西方影响的来源。而且从梁氏关于君史、民史以及要探索国民全体史，乃至摆脱狭隘政治史而从文化的全方位去考察历史等说法，加之在《新史学》中所言关于社会进化与公理公例等说法，以之与西方文化史运动的主导思想相比较，无疑可以证实这种影响。关于梁启超史学思想受到西方文化史学派影响的事实，西方史家也有提及。如美国的约瑟夫·阿·勒文森曾说梁氏在大量介绍西方文化思想的过程中，“引进一种新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根据这种方法，人民和历史文化的命运取代统治家族的命运成为历史学家的对象。”⑧按这种引进的新方法，其思想无疑与19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的文化史学派是一致的，其影响关系自不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