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有为经学思想的研究，在思想内容上难以与廖平的经学思想划清界限，从而不能凸显康有为经学的自身特点；在理论意义上又限于仅仅肯定为其变法维新运动的理论基础，从而无法消解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思想的矛盾。不仅于此，由于不能从整体上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康有为思想的基本特征，致使康有为思想研究长期处于哲学性质上的唯心／唯物之争、政治立场上的进步／反动之辩，歧见纷呈，莫衷一是。我们认为：康有为思想研究之所以陷入进退失据此是彼非的困境，根本原因并非在于研究对象本身的思想矛盾和反复无常，而是由于研究者自身缺乏一个把握研究对象的理论尺度，从而导致整个研究左支右绌、顾此失彼。如果我们深入检索康有为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不难发见他的思想发展具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思维路径，这就是坚持经世致用的经学方向。因此，康有为的经学思想及其意义，应该是把握康有为思想的唯一现实的理论尺度；同时，经世致用的思维指向，又始终贯彻了由中外矛盾诱发的关于传统和现代化关系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旨归，又是主导其经学方向的一贯精神，且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界。 一 一八七六年，康有为师从大儒朱次琦。朱次琦(1807-1881)，字子襄，号稚圭，广东南海人。道光进士。咸丰后弃官归隐，讲学九江，人称九江先生。为学平实敦厚，以“四行五学”教授生徒。“四行”，即“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即“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其经学思想颇有特点：其一，主张通经致用，强调“通经将以致用也”，“学之而无用者，非通经也”（简朝亮：《朱九江先生集·年谱》）。其二，读经必兼读史，主张治经必须读“九通”，“士不读‘九通’，是谓不通。”（同上）康有为从朱次琦治经学，偏好《周礼》、对于《周礼》、《尔雅》、《说文》等古文经典，反复研习。他曾作《何氏纠谬》，攻击汉代公羊学派领袖何休；甚至到了1886年，他还写了宣扬古文经学观点的著作《教学通议》，表明他早年治经的古文经学立场。1890年春，康有为在广州会见了晚清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并对他阐明抑古尊今的今文经学立场的代表作《辟刘篇》和《知圣篇》的基本观点甚为欣赏，尤其是这些基本观点与他所推崇的济人救世、经邦纬国的“经世之学”多有援引倚重之益。由此，康有为的经学立场逐渐由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转变。这一转变的完成，其标志就是《新学伪经考》。 《新学伪经考》刊行于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所谓“伪经”，即指东汉以来的经学、尤其是所谓“藏诸孔壁”“未遭秦焚”的古文经，多系刘歆伪造；所谓“新学”是指刘歆虽为东汉时人，但他伪造经典以佐新莽篡汉，“饰经佐篡”且“身为新臣”，故其学乃新莽一朝之学，与汉学无关，更与孔学无关，故谓之“新学”。《新学伪经考》通过古书典籍的辩证考订，认定“始作伪、乱孔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新学伪经考·序》）康有为认为：由于刘歆、郑玄的伪作乱制，布行篡统，致使“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暖，聚百千万亿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诵读尊信、奉持施行，违者以非圣无法论，亦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敢疑者。”（同上）长期以来，古文经学借孔子的“述而不作”之义，标榜“恪守祖训”之名，造成了奉伪经为圣法，否则以非圣无法论的经学思想格局，这不仅“有诬孔圣，而且祸乱社稷；”“上为圣经之篡贼，下为国家之鸩毒者也”，以致于“始于盗篡者终于即真，始称伪朝者后为正统”。（同上）因此，康有为指出：《新学伪经考》的写作和刊行，目的正在于辩伪存真，拨乱返正，拯圣经于既乱之后，变人心于积重难返之时，“冀以起亡经，翼圣制，其于孔氏之道，庶几御侮云尔。”（同上） 《新学伪经考》辩伪存真，拨乱返正，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为刘歆、郑玄之学正名的问题。刘歆之学自诩“出诸孔壁”“幸免秦焚”，故为孔学正传；此名成立，则有二千年古今之争。又，刘歆、郑玄以文字训诂、名物考订为治经方法，与后来的专究义理的宋学不同，故又有汉宋之争，总而言之，无论古今之争，抑或汉宋之争，都是以刘歆之学为孔氏经学为前提的，所争的只是文学之别、治学之异，康有为认为：肯定刘歆之学为经学，乃数千年篡伪成真，经学不明的根本原因。 康有为断定存在二千年的所谓“古文经学”、“汉学”，乃伪经新学，与孔经孔学无关；断言绵延二千年的所谓“古今之争”、“汉宋之争”，乃昧妄自讼，与求孔子之道无涉，这对于浸淫其中、不可自拔的学者、士大夫，乃至封建统治者而言，不啻石破天惊、釜底抽薪。因此《新学伪经考》刊行不久即遭致毁版禁行的命运，也就不难理解了。然而，康有为一反经学历史上关于古今、汉宋之争的旧习，以“真伪”“是非”厘清孔经与刘歆伪作的原则界限，实乃经学历史的一大革命，它不仅置门户之争于自证谬妄的绝境，从而推动经学研究脱逸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经院哲学的桎梏；而且也从根本上消解了顽固派所谓“恪守祖训”“崇圣尊法”的神圣根基，从而把人们从数千年来的信而不疑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 揭橥二千年来人们尊崇迷信新学伪经的历史真相，破除二千年来古今、汉宋之争骨子里的圣经贤传的经学虚构，是康有为建构自己的经学思想体系的必要前提。在他看来，虽然由于刘歆篡伪，汉宋谬讼，致使经学长期处于久伪成真，愈辩愈谬的困境，但这并非由于经学自身的原因，更不构成摈弃经学的理由，从根本上说，所谓“经学，就是孔子之学，因为孔子之学只在六经。因此，“天下之所宗师者，孔子也，义理制度皆出于孔子，故学者学孔子而已；孔子去今三千年，其学何在？曰：在六经，夫人知之，故经学尊焉。凡为孔子之学者，皆当学经学。”（《桂学答问》）然而，学经学，乃历代学子士人求治学问之通衢，“而经学之书汗牛充栋，有穷老涉学而不得其门者，则经说乱之，伪文杂之”。（同上）因此，学者欲学经学，进而深求孔子之道，就必须解决治学的方法和途径问题。 康有为认为：自孔子以迄，能学孔子而宜可信者，惟孟子；而孟子治孔之之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舍五经而言《春秋》”，故“孔子虽有六经，而大道萃于《春秋》，若学孔子而不学《春秋》，是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同上）《春秋》为治孔子之学、入孔子之道之门，因此为“六经之道”，而“《春秋》所以宜独尊者，为孔子改制之迹在也。”（同上）据此推论：《春秋》之《公羊传》，汉朝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亦因为记载和发明了孔子改制之说，而应当尊信之。“《公羊》、《繁露》所以宜专信者，为孔子改制之说在也”（同上），因此，经、乃至传注的尊信与否，并非因其文字和例理，而是因其与孔子之道的内在关联而定夺取舍；能够因《公羊》、《繁露》而明《春秋》之义，复因《春秋》大义而知孔子改制之说，则孔子之道可明，以致于治乱之道、天人之故，无不可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