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郭嵩焘认为，西洋立国之本在“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为末中一节，国之所以富强是因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国欲变贫弱为富强，必须循习西洋政教；中国正处于历史大变之时，无暇正“本”，可“姑务其末”，务末既是应变之措，更可“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把正“本”、务“末”视为一体。这就否定了“中体西用”的认识基础，也揭露了其逻辑荒谬。 关键词 郭嵩焘 中体西用 突破 作者简介 1936年生，南昌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学习西方的理论模式，它有肯定学习西方之必要、促使“师长”之说付诸实践的历史功绩。但是，这一模式，又把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内容限制在技艺范畴，并服务于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冲破此种思想牢笼，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思想理论战线上一项重任。适应时代的需要，郭嵩焘对此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一 “中体西用”，其含义的政治实质是：西方国家的富强之术可以学习，中国的封建制度必须坚持，无须改变。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鉴于主权的进一步丧失，侵略势力由沿海深入内地，并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国正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地主阶级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①。资本主义列强横行神州，清朝统治者既无力反抗，甚至不敢有反抗的表示，“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②，清王朝陷入严重的统治危机之中。地主阶级洋务派出于维持统治的需要，以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对待这一变化，认识到“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古方，诚未见其效也”③，“今日之敌，非得其长，断难与抗”④，“‘师夷之长’四字，尤为今时所当知也”⑤。因而放弃于事无济的一套传统措施，承认有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技”的必要。 从1840年以来的“御夷”历史和当时尚在进行的镇压太平天国的内战中，洋务派深切地感到，中国不如“夷”处在“火器”。所以，他们在谋求自救时，把目光集中在“练兵”“制器”。奕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⑥。李鸿章也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⑦在这种认识下，洋务派官僚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于60年代初期，倡导和主持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的兴建，希冀拥“坚船利炮”以自强而自救。70年代初，边疆危机四起，洋务派的这一主张得到了新的强化。1874年底，总理衙门引日本侵台事件为训，奏请“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为自强的六条紧急“机宜”⑧。大臣们在遵旨议复时虽对防务重点有不同意见，而对总署奏议的根本宗旨，却少有人表示异议。李鸿章甚至鼓吹说，总署所提“六条”，对“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途，业经综括无遗，洵为救时要策”，倘能“中外一心”，“勿惜重费”，“历久不懈”办理，中国便可“由能守而能战，转贫弱为富强”⑨。此后20年间，洋务派继续进行训练军队，设厂制造船炮，在建立新的防务体系的“求强”活动的同时，又提出了“求富”的口号，着手建立了一些民用企业。从60年代到90年代，地主阶级洋务派一直把学习西方技艺，引进机器生产，作为中国致“富强”而自救的出路。 洋务派承认学习西方的必要，并非是对封建制度的否定。相反，他们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教条，极力美化、吹嘘封建统治，说什么“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⑩，认为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好得很，不仅不用向西方学习，而且远远超过西方。中国的政治制度优于西方，独“火器”落于其后，这就是洋务派“中体西用”理论的认识依据。 单纯地学习西方技艺制造“坚船利炮，”能否达到国家富强的目标，这是一个关系国家、民族命运和前途的问题，不可不予辨明。 自鸦片战争之后，郭嵩焘便致力“洋情”的研究和中国富强之道的探索。1875年，他在遵旨对总署6条“紧急机宜”发表意见时，对洋务派拥“坚船利炮”以自强的主张，明确地给予了否定。他断言：“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自强亦“所不敢知也”(11) 郭嵩焘指出，欲收学习西方之效，必先明中国贫弱之因，西方富强之由，才能做到“彼之所长，渐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他认为，中国积贫积弱，根在“纪纲废弛”“吏治不修”，“洋患”是其招致恶果之一。从历史上看，“边患”构不构成统治危机，取决于纪纲、吏治的振衰。“自汉以来，中国全盛之世，边患相寻常若不及，而终宴然无事。及衰且乱，则必纪纲法度先弛于上，然后贤人隐伏，民俗日偷，而边患乘之”。可见，加强防务固为必要，而自强的要害在振肃纲纪、刷新吏治，厘正治国之本。在此，郭嵩焘虽袭用封建政治的术语，但其内容却已包含着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新意。他在“推求中外情形所以异同与所宜法戒”时写道：“西洋立国，在广开口岸，资商贾转运，因收其税以济国用，是以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各通商口岸，“皆有兵船屯驻以防意外之变，兼备海盗……惟以保护商贾为心，故能资商贾之力以养兵”；“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介绍，自然尚属粗浅，可已触及到了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商贾”）当政，国家以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利益，并为其服务的实质。进而郭嵩焘得出结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一节”。(12) 中西对照，治国各有其本，一失一立，一弱一强，孰为当“戒”，孰者当“法”，不言而自明。在立国之本的讨论中，郭嵩焘既对拥有坚船利炮即可自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也表达了循习“西洋政教”以为中国富强的“本源之计”(13)的思想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