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落地不如鸡”，是流传在民间的一句俗语，这句话用我们社会学的语言可以这样解释：一个人本来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由于某种原因，发生了向下的垂直流动，成为较低阶层中的一员。在此情况下，他原先的资源优势难以发挥作用，即使在低阶层中处境也比较尴尬。这句话在农村更多是用来评论高考落榜青年的。我们知道，农村社会成员的向上流动途径很少，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完成由农业户口向非农业户口的身份转变是一条主要途径。因此，村民对同村青年的高考结果非常重视。而要想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中学阶段的学习是至关重要的。恢复高考以来，各级政府非常重视高考录取率和高中教育，全国绝大多数省区设有重点高中，重点高中一般具有较高的录取率，考上了重点高中，基本上是向大学之门迈进了大半步，所以，考上重点中学的农村子弟便获得了村民的普遍赞誉和很高的期望，获得了比同村青年较高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具有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极大可能性。一旦高考失败，名落孙山，他们只好败归故里，弃笔从农，无异于“凤凰落地”。村落社会中，这句俗语在这时用得也比较多。 一句精炼的俗语，往往是民间对社会生活中同类现象的概括和总结，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凤凰落地不如鸡”这句话其实是关于落榜回乡青年的“下向流动后果”的社会学假设，反映了村落社会对这种社会流动的经验性的朴素认识。 一、研究设计 为了突出研究主题，本文将研究对象设定为考入重点中学后的高考落榜回乡青年。由于时间、经费和研究能力的限制，本文只是以胶东地区为范围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研究。所以，研究对象的总体是胶东地区的全部考入重点中学后的农村落榜青年，年龄上限为40岁。这既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青年的定义标准，又与这一地区恢复重点中学制度后第一批高考落榜生在我们调查时的年龄基本一致。 本研究采用抽样调查方法，由调查员持问卷实行入户访问填答。本研究采取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将抽样单位由个人转化为区域，先抽取一级样本2个县，再在每个县中抽取3个乡镇，再在每个乡镇中抽取4个行政村，一共抽取24个村作为基本群单位，最后对每个村的落榜青年进行全面的集中调查。 基本群内研究对象个体的确定，即每个行政村到底有多少落榜回乡青年，是个需要进一步确定的问题。党支部和村委会一般不掌握这样的情况，一般村民对此也不是很清楚。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采取了文化精英确定法，先寻访本村的中小学教师（他们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一些），由此可以了解到绝大多数落榜青年的姓名，再由这些落榜青年帮助纠正增删，就可以掌握到这一村庄的全部落榜青年的人数和姓名。 此项调查是由笔者、笔者的朋友和学生在寒假期间进行的，这期间是农闲季节，农民一般在村子里和家中。假期中，我们调查员也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入户调查和资料的初步整理工作。 调查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1)落榜青年个人对自己地位的主观评价；(2)目前所从事的主要职业。简而言之，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对这一群体进行研究。这一研究虽然说不是对农民进行确定的分层，但基本上是要探寻落榜青年在农村社会结构中的大体位置。需要说明的是，改革以来，由于农村“自由流动资源”的增多和农民“自由活动空间”的增大，农村社会的异质性增强，农民间的收入差距也在形成并逐渐拉大，经济收入成为反映农民在村落社会中地位高低的主要客观性指标。但如果将之作为调查内容，恐怕数据获取的难度很大，一方面农业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较复杂，收入难以精确地计算；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一般农民不愿意将自己家的真实收入水平告诉别人特别是陌生人。所以，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找别的客观指标。陆学艺教授认为，改革以来我国农民的分化突出表现在职业分化上，他将农民由低到高分为八大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受此理论成果的启发，可以将农民职业作为一个反映研究对象客观地位的标准。虽然说与收入标准相比，缺乏数量性特征，但较为直观、简单，与收入有较大的相关性，且不具敏感性，资料容易获取。当然结合我们的具体研究内容，对这一职业分类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第一，我们这里说的“落榜回乡”是过去时态，是指当年高考后没有考上大学回到农村，但后来有不少人依然通过种种途径和办法最终跳出农门，成功地实现了“农转非”，完成了由农民身份向城镇居民身份的转变。虽然说这部分人今天已经不在农村，已经不再是农村青年，但他们当年落榜时还是农村青年，符合我们的研究对象要求，毫无疑问应将这部分青年人包括在内。而且他们的地位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应该是最高的，至于他们在城镇中具体从事什么工作似乎对我们这项研究影响不大，所以我们以“城镇职业”统称之。第二，将农民工和雇工看作一个阶层，在本地区，这两个群体的差异不是很大。第三，将个体户与私营企业主合为一个阶层，因为胶东地区的私营企业主不是很多，在工商部门的管理中，对两者的转化的确定也不是很及时。这样我们可以将落榜青年分为七大职业状况，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城镇职业者、村干部、乡村企业管理者、私企个体业主、农村知识分子、农民工和雇员、农业劳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