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一方面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提供了智力支持和人力保障；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优秀人才供需矛盾。有些用人单位借机不断提高聘人、用人标准，甚至不惜大材小用，“储”而不用，以装点门面，“美化”形象。各单位的盲目攀比烘托这种“人才高消费”现象愈演愈烈，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错位的人力资源配置 优化配置，节约使用是资源配置最基本的原则。人力资源配置也不例外，即使人力资源需求总量与使用总量平衡，人力资源的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吻合，人力资源搭配合理，各得其所，人尽其力。人才高消费是一种错位的人力资源配置，从它的特点及表现来看实际上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 1.高聘低用，大材小用 前几年，某些地方出现了博士临柜点钞、硕士大街卖药的情形，一度引起媒体的热炒；某大城市一单位在一次人才招聘会上对门卫的学历要求竟然是大学本科。如今，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城市，单位用人要求普遍提高。文秘、推销等职位必须在本科之上，计算机、法律、工商管理等热门专业起点为硕士。尤其在京、沪、深等地，硕士生、博士生拿起中小学的教鞭已是司空见惯。还有一些企业为了美化自身形象，提高知名度而大手笔引进高级人才以装点门面，却不考虑如何发挥他们的聪明才干，“储”用人才变成了储而不用。人才市场形成了“博硕多多益善，本科等等再看，大专看都不看，中专靠一边站”的畸形局面。这种人才高消费的现象传递给人们的信息似乎是：当前我国高级人才相对于社会需求而言过剩了。实际上，人才分布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行业之间的不平衡凸现这种过剩并非绝对过剩。我国广大的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效益较差、劳动强度大的行业可是求才若渴。让高级人才去从事低级劳动，不啻为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从人生的角度来讲，十几年的寒窗苦读，一朝放弃多年研究的领域，亦是一大憾事。 2.才无以用，弃而不用 清朝申居郧说：“人才各有所宜，用得其宜，则才著；用非其宜，则才晦”。用人最基本的原则是“适才”，而不是“高才”。任何单位的工作都是分层次的，任何人才群体同样也是分层次的，人才的层次与工作层次一定要相对应，两者的错位则不能最有效的发挥人才的作用。正如美国的杜拉克说：有效的管理者择人任事和升迁，都以一个人能作些什么为基础。据人力资源专家调查发现，人的才能随着年龄和精力的变化，可能增长，也可能衰退，它的变化轨迹呈曲线状。这就需要用人者非但要识才，而且必须把握人才的最佳状态，用得其时。如果以为引进几个高学历人才就万事大吉，不去想方设法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才智，激发其潜能，高级人才也会流于平庸。前几年，浙江省第一位年轻的脑外科博士，被所在的医院解聘，下岗一年多，在国内求职无门，却被美国加州大学医学中心高薪聘用。这对于国家与社会来说，不能不说是另一种最大的浪费！ 教育过度，还是不足？ 1976年，美国人弗里曼首先提出了教育过度理论。尔后，美国教育经济学家亨利·莱文指出教育过度具有三层含义：一是劳动者相对于其受教育程度经济地位下降；二是受过教育者不能实现其对于事业的期望；三是工人拥有比其工作要求较高的教育技能。就目前来看，我国人才市场存在的一些现象符合教育过度的基本特征。如“就业难”、“考研热”、“出国潮”等。当然我国这种由人才高消费引出的教育过度是结构性的，局部性的，区域性的而非普遍意义上的。大城市与经济发达地区教育过度，农村与中西部地区教育不足，一些行业人才过剩，一些行业人才短缺。依现在看来，人才高消费使得教育过度大有滋生蔓延之势。 1.就业市场失序，大学生就业困难重重 人才高消费对于个人的影响表现为“知识性失业”，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由于社会需求、怀才不遇等因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又不肯接受低层次的工作，而成为显性的知识性失业者。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由于其就业期望与现实需求反差太大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又因为“宁要大城市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被迫从事较低层次的工作，成为隐性的知识性失业者。而且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尤其是高校招生考试不受年龄限制的措施的出台，我国高学历人群失业率增加，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要解决此问题，须对症下药，多管齐下。如发展经济，扩大就业机会；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专业设置市场化；转变用人观，求职观等。从求职者来说，也应调整好心态，主动迎接市场的挑战。 2.高等教育激烈扩张，考研热浪逐年升温 人才高消费加剧了高级人才的就业竞争。昔日的“天之骄子”褪去了往日的光辉，拥有更高学历的硕士生、博士生在人才市场上深受青睐。直观的反差强烈地刺激了大学生们对高学历的追求，纷纷加入了考研的行列。他们认为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唯一办法是去接受更多的教育，用更高的学历背景去争取理想的工作岗位。事实上，很多人也是苦于就业不理想或无法就业而到高校深造的，继续教育成了学子们摆脱就业危机的手段，也许他们并不适合做研究、搞学问，也许他们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根本用不着读研究生也能胜任。这样，政府就等于为他们支付了一笔高昂的“失业救济金”，个人则付出了岁月的代价，高等教育也在需求的刺激下激烈扩张，高级人才的培养面临更大的压力。 3.高级人才外流，“外企潮”、“出国潮”潮流滚滚 人才高消费是人才外流的催化剂，是“外企潮”、“出国潮”的助推器。当发达国家、外资企业凭借其高工资、高待遇、高福利、高机遇吸引大量人才时，中华民族正承受着人才流失的巨大痛苦。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派出各类留学生30多万人，而回国服务的还不到10万人，其中有三分之二留在了国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90年代以来，每年在美国取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超过了中国自己授予学位的博士。人才流入国及流入企业因此大大受益，而我国却不得不面对高级优秀人才严重匮乏的窘境，这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尴尬造成了有限的教育投资的流失，制约了国有企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