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流行文化，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而且大多数总是短命的。在20世纪80年代，青年人极具号召力的崔健的摇滚、罗大佑的歌等流行音乐，已经不为现时的年轻人所喜爱；曾经流行的男长发、喇叭裤、贴着商标的墨镜等时尚，也只在表现那一时代的影视作品中偶尔出现；至于“盖了帽儿”等流行语，恐怕现在的青少年已经不明所以。当然，有些流行文本不仅不短命，反而成为经典，北岛的某些诗篇就是例证。但是，这些成为经典的流行文本为数甚少。因此，可以说，短命是青年流行文化的一般特性。青年流行文化何以短命，是一个问题。而严肃地探讨这一问题，就不得不进入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青年的特性、社会结构、社会变革、文化变迁、经济发展、意识形态等等，都是研究这一问题需要考虑的因素。在此，我们集中探究的是“青年流行文化”和“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的关系，并对它们进行一种互动的分析。 关于“青年流行文化”界定的问题 “青年流行文化”，按其基本构成要素而言，可以析解为“在青年中流行的文化”。这一定义是描述性的，也容易进行实证分析。只要划分出青年的年龄段和流行的时间段及文化的外延，就可以进行现象描述。然而，这种从构成的基本要素来描述的定义，在将三者拆分开来之后，由于流行的不确定性和文化的宽泛性，就会陷入所开列清单的现象描述。从发型、饰物、服装、闲暇活动、兴趣爱好、交往形式到价值观念，都可以包括在内，而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以再列出一串清单。当然，开列清单并不困难，这种定义所带来的问题也不在于它的宽泛性。 按基本构成要素来界定“青年流行文化”的问题在于，这种界定无助于对青年流行文化的实质性理解，无助于将在青年中流行而不属于“青年流行文化”的东西区分出来。有关研究显示，在“9·11事件”之后，“9·11”也常被青年挂在嘴边（《中国青年报》，2002年5月12日）。这无疑是在青年中流行的文化，但如果将其划入“青年流行文化”的范畴，可能过于勉强。事实上，我们并不能将在青年中存在的带有“流行”和“文化”的所有事物，都放置到“青年流行文化”中进行分析，而无视“流行的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差别。显然，有些曾在或现时仍在青年中流行中的一些文化现象，应当归入严肃或主流文化一类，如像《走进新时代》之类主旋律歌曲也曾在青年中流行。这种情况同时也表明，为“青年流行文化”划定界限的不是青年，也不是流行的文化现象，而是与之相对立的东西，即成人和“主流文化”或“精英文化”。 “青年流行文化”从与成人、主流文化关系的角度来看，可以界定为“在青年中存在的流行文化”。这种界定同样也是描述性的，而且有赖于对“流行文化”的界定。何谓“流行文化”或“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也是众说纷纭。（参见陆扬：《大众文化面面观》，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第1-18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但是，从现象上来看，流行文化可以视为“成群的人听它们、买它们、读它们、消费它们，而且也似乎尽情地享受它们。”（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大众文化研究》，第47页。）这种界定虽然也存在着问题，但是至少揭示了“流行文化”的大众性、商业性（市场特征）、消费性和享受性。因此，这种界定至少能够将“青年流行文化”与在青年中流行的其他非流行文化的东西区分开来。按照这种界定所开列的清单和所进行的分类，不至于将“9·11”视为“青年流行语”，也不至于将主旋律歌曲视为“青年流行文化”。然而，这种界定在将“青年流行文化”归结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揭示出“青年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一定程度上的共通性之时，忽视了“青年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差异及其特殊功能。 “青年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经常融合在一起，青年流行文化所消费的也是大众文化市场的商品。典型的青年流行文化之一——对《流星花园》及F4的狂热，消费的当然是商家为市场而制作出来的东西。然而，就是在对《流星花园》及F4的追捧之中，恰恰表现出“青年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不同。《流星花园》并没有在大众中或成人社会中流行，成人社会对它采取了一种抵制态度。这种现象，自然能够引发从反抗意识出发的对“青年流行文化”的理解和界定。换言之，我们可以将“青年流行文化”界定为“在青年中存在的具有反抗意味的流行文化”。然而，这种界定或许适合于某种特殊的“青年流行文化”，并不适合于“青年流行文化”的整体。 “青年流行文化”的对抗性或反抗意识不仅日趋淡薄，而且也并非其本身所固有。作为“青年流行文化”之组成部分的“青年流行语”，如“酷毙了”、“帅呆了”之类并不具有反抗意味。至于服装、流行音乐之类，现时不仅反抗性减弱，而且成为青年融入社会的中介。在这重意义上，“青年流行文化”又可以视为青年社会化的方式，有助于青年认同社会的普遍的价值观念(Claire Wallace and Sijka Kovatcheva:Youth in Society,P155,Macmillan Press LTD,London,1998)。然而，从这一角度来界定青年流行文化虽然具有积极意义，也有助于重新理解“代沟”等问题，但是青年给所消费的流行文本赋予的意义却被抹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