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为清政府立过汗马功劳的曾国藩，却有一个长处即“知人善任”。首先是“识人”，即知人。知人是善任的前提。曾国藩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重。强调忠、勤、勇三字。其次是“用人”。曾国藩的用人方针是“广取慎用”。即“取之欲广”，“用之欲慎”。但有时则不拘一格，大胆提拔人才。再次是“育人”。只要有真才实学，他则全力培植、扶持，使其早日成才，为己所用。曾国藩还能做到庸才不举，非才不用，既使是自己的亲友也不例外。因此他才被清廷誉为“中兴名臣”。 曾国藩为清政府效力，先是办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继而又办“安庆内军械所”，开洋务运动之先河，为维护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卖了很大的气力。为此，曾被清廷誉为“中兴名臣”，后人则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英雄”。曾国藩一生之所以能如此荣耀，其“知人之明”是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深知：天下之大，事变之殷，决非一手一足所能维护，必须举天下之人才汇于一，始可平天下兴国家。还在翰林院供职时，他就著有《原才论》，专门论述人才问题。太平天国起义发生，他又上奏朝廷，强调“今日急务，着在用人”，并指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①创建湘军时，他更是把选拔人才，培养人才，重用人才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表现出他对人才问题的独特而深刻的理解与极端的重视。 因此清末重臣左宗棠，与曾国藩之间曾因论事观点不同，时有矛盾，甚至一度断绝私交。然而，对曾国藩的“知人之明”，左宗棠则一直是心悦诚服的。在曾国藩生前，左宗棠就曾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赞扬他“谋国之忠，知人之明，非臣所及”。②在曾国藩病卒后，左宗棠又在为曾国藩所撰写的挽联中，再一次发出了“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③的赞叹。事实上，早在咸丰帝登位之初，曾国藩就曾向朝廷推荐举人出身后来升任为安徽巡抚的江忠源，已获“知人”之美名。 对于人才问题。曾国藩有他自己一定的标准，也有一套识别、考察、培养、笼络、驾驭的方法。本文试就此作一些探讨。 识人 曾国藩识人的基本原则是一个“拙”字，即朴实、少心窍、不浮滑。它包括内在标准要求德才兼备、以德为重和外在标准要求有“美相”，无“恶相”两层含义。在这个基础上，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以“诚”为上，选拔忠者。曾国藩是一位宣扬理学的卫道士，经常鼓吹一个“诚”字。常以“忠”“勤”，“不爱钱、不怕死、不恋官”等信条相标谤，死心塌地为清王朝卖命。他认为真正的人才。必须德才兼备，而才高德薄之人则绝对不可用。他又认为德的最高境界是“忠”“诚”。对他的部下来说，具体标准就是对其忠贞不二。他对于遭训斥而改换门庭的人，恨之入骨。而对虽遭训斥仍忠心不二的人，往往会加倍重用。 在曾国藩所信任、提拔的众多人才之中，李鸿章被视为第一高足，而特别重用提拔，爱护备至。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李在对他的忠诚上有那么一股韧劲。李鸿章曾因为李元度丢失徽州一事说情，惹恼了曾国藩，而负气离开祁门老营将近一年。这期间，显要人物袁甲三、胜保、德兴阿等人，都曾多次相邀，许以重保，但李鸿章不为所动，宁在江西赋闲。等待曾国藩心回意转。终于以其耿耿忠心和卓越才干，重入曾幕。位绾四省军政大权的曾国藩，竟对李“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诺，曲尽其熏陶之能事”。④使李鸿章最终竟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察颜闻声。断其优劣。曾国藩颇精于相术。他所编写的《相人口诀》说：“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⑤而在《相人十二字法》中又论述了六美六恶，提出“美者曰：长、黄、昂、紧、稳、称；恶者曰：村、昏、屯、动、忿、遯”。⑥据《清史稿·曾国藩传》记载，每逢选吏择将，他必先面试目测。审视对方的相貌、神态，附会印证相书上的话，同时又注意对方的谈吐行藏，二者结合，判断人物的吉凶祸福和人品才智。在他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着初识者的相貌特征和他对其人的评价。 在这一方面，刘铭传的被重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刘是后起的淮军将领，曾随李鸿章赴上海镇压太平军。出发前与其他将领一道去拜谒当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午睡未醒，他们等了将近半个时辰。刘铭传按捺不住。当着众人发作起来，“对部将如此怠慢，岂不令人心冷！烽火其间如此静候，岂不延误军机！”话音刚落，曾国藩步入大堂，旁人皆为之捏把汗，耽心曾会降罪于他。岂料曾国藩见刘铭传“颜广面长，钟声铁面”，有“雄侠威棱”之气，断定他日后事业，非淮军其他将领可比。因而在众将拜谒之后。单独留下李鸿章对他交待说，此人将是你最得力的助手，须好好看待他。⑦此后，由于李鸿章对刘铭传格外看顾，刘本人在戎马倥偬中也努力钻研兵法，曾力挫法国侵略军于基隆，并首任台湾省巡抚。 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在封建时代，人才的选拔，任用很讲究出身、资历。而曾国藩则主张“衡才不拘一格”，⑧不宜复以资地限之”。⑨凡前来求见、献计、献策者，不论贵贱，他一概以礼相待。因而“山野才智之士感其诚，莫不往见”。⑩ 以重用秀才薛福成为例。同治四年（1865年），在古城金陵恢复已中断十二年之久的江南乡试，初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亲自主持，乡试结束，曾国藩收到署名江苏无锡落榜秀才薛福成呈送的治理两江方略《上曾侯书》。薛福成在洋洋洒洒的万言书中，提出“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改、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等八项建议，并在每项建议中都附有具体实施方法。(11)全篇呈词条理清楚，文笔流畅，曾国藩大为嘉许，不久便召见他，在谈话中，曾国藩得知薛福成饱读经世之作，不仅胸怀治国天下的宏伟抱负，而且具有改革内政外交的真才实学。因而不嫌薛福成不擅八股文，只是一个落第秀才，当即揽其入幕。此后，薛果然不负所望，一直跟随曾国藩南征北战，深受曾之器重。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薛福成出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以后又越次升补为左副都御史，并以其所撰写的大量的政论、奏疏等等，被公认为当世谈时务的巨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