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近代，乡村文化的衰落，是无可奈何的事。 乡村文化相对于城市文化而言，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两者只有分布上的差别而无性质上的不同。乡村文化是城市文化的根柢。一批又一批文人学士经由科举考试或其他途径，从乡村来到城市，同时也把文化输入城市。由于在重土观念的支配下，绝大多数从政或游学的士子，都将他们离家在外的寓居之地视作人生旅途的驿站，最后还要返归故里，只有故里才是他们心理情感上真正认同的归宿之地，所以告老还乡的士子又将文化带回了乡村。此外，还有不少由于种种原因一辈子不离故土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们设馆授徒，教授乡里，其中亦不乏学问高人。这样看来，乡村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而城市不过是这汪洋大海中零星散处的岛屿。换言之，乡村是传统文化生长的家园，而城市则多少像作是传统文化的聚散地。这种文化布局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是相吻合的。近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化，即市民文化，如同纯粹的农民文化（乡村文化不等于农民文化）一样，远未发展壮大，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化。传统社会只有一种雅文化，即为统治者所认可和提倡的文化，这种文化覆盖着城市和乡村，尽管它在内容上有纷纭繁复的多样性，但从未有过城市和乡村的差异。士子们从农村中来、到农村中去的不停流动，已将这种差异排除在可能发生的范围以外。 然而，传统社会的这种文化布局，到了近代却遭到了无情的破坏。 首先，近代工业化的发展，凸现了城市的经济职能，在城市中经营实业比在乡村中经营土地更为有利可图，于是越来越多的富裕人家被吸引到城市中去，城市随之成为区域经济生活的轴心。城市的繁荣意味着乡村的萧条。甚至被历代诗人大加赞美的乡村田园风光，与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画卷相比，都因其年年重复、岁岁相似而显得呆板、单调。贫穷的乡村无力阻止人才的流失。从农村中来的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不愿也不能再回到农村中去——虽然他们经常眷顾他们的家乡，无奈他们的家乡一无适合他们谋生的职业，二无供给他们读书、做学问的条件。乡村过去是传统文化生长的家园，此时却几乎沦落为旧学已失、新学尚未引进的文化荒漠之地。 其次，近代以来的内忧外患，使得乡村文化遭受了无数次的劫难。从1840年到1949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文化掠夺从未间断过，广大国土上此伏彼起的兵燹战火又何尝停止过！乡村中千百年来积聚起来的有形文化财富被抢、被偷、被烧、被毁，损失之惨重世所罕见。山河破碎，民生憔悴。当赤贫和天灾人祸夺去无数农民的生命的时候，绝大多数乡村知识分子也饱尝了冻馁的滋味。生存的欲望毕竟是压倒一切的。为了换衣穿、换粮吃，大量的文物古籍被廉价抛售。文物市场的畸形繁荣，正是乡村文化凋零飘落的真实反映。 再次，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漠视、厌倦乃至反对，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乡村文化的严重贬值。近代化就是工业化加民主政治。而传统文化的确让人失望，直到19世纪末，它还没有孕育出我们自己的工业化和民主政治。“西学”先进与“中学”落后的巨大反差，彻底动摇了人们从传统文化中寻求真理的信念，许许多多激进的知识分子转向西方文化，认为只有西方文化才能向古老的中国提供科学、民主的真理。于是，以“五四”时期对“孔家店”的群起而攻之为标志，一场立“西学”之新、破“中学”之旧的运动开始了。运动的目的在于改造国民性，用新知新学造就一代新国民，以推动和加速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愿望无疑是良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时至今日仍然有其相当大的号召力。然而，这种洗净画布、再绘宏图的做法并非正确的选择。传统文化是数千年来我中华民族德慧术智的结晶，虽然从中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意来确有不少困难，但一些平易的道理、普遍的美德和寻常的发明等等，不必待“西学”而后明是显而易见的。况且传统文化中还有许多为我们所独创、为洋人所不及的优秀成果，这些优秀成果集中反映了我们民族固有的根本精神。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古已有之而又符合现时代精神的东西全部继承下来，在此基础上再补以新知新学，然后融会贯通，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可惜的是，我们在培养科学与民主的“新知”上虽然热情甚高，而在商量凝聚着先民从事历史创造活动的经验和智慧的“旧学”方面，却或多或少地失去了自信，一些人连“敝帚自珍”的勇气也不存。“整理国故”的号召与“保护国粹”的呼吁，不但鲜见有人响应，而且经常招来讥讽嘲笑，甚至不分青红皂白的斥责和批判。整个传统文化处于劫难不已的境地，它的分布于乡村中的那一部分也就难逃其“斯文扫地”的厄运。 总之，这一切都导致了乡村文化无可挽回的衰落。 二 毫无疑问，乡村文化的衰落，对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和多方面的。全面研究和评述这些影响应是今后历史学研究的一大课题。下面只扼要指出几点。 （一）在过去，乡村中的士子文人，通常被称作“绅士”，主要包括由于各种原因而还乡家居的官吏以及有功名或学衔的文人，比起一般的地主、商人乃至农村基层政权里的乡官来，享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尊敬。后者只是当地社会的上流而非名流，他们则既是上流又是名流。绅士们拥有道德和知识权威，通常被视为做人的表率和排疑决难的顾问、智囊。质朴少文的农民尽管从不理会什么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以及治国、平天下之事，但是他们对于修身、齐家却格外看重。修身能够博得好名声，齐家可以树立好家风。名声和家风是无文化的农民唯一可以拥有和利用的文化资源。千万不要小看这项文化资源，它对于个体农民来说同样具有生存所系的意义。比如，谁都知道“民以食为天”，可是至圣的孔老夫子却竟然认为，“信”比“食”更重要，说两者之中若不得已必去其一，则宁可去“食”而不可以去“信”，因为“民无信不立”。①“信”就是名声中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之一。再比如，在一个人们安土重迁、世代聚族而居的小村子里，谁有了好的家风，谁就可以与乡邻们建立并维持一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亲善关系；反之，谁的家风一旦不幸而被败坏，谁就会很快由于人们拒绝与其交往，甚至唯恐避之不及，而陷入彻底孤立的境地。这是令人可怕的。因为如此一来，不要说顶天立地的过日子，就连起码的生存都会大成问题——在个体小农的条件下，一个颠连无告的人怎能抵御某种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所以，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往往治家甚严，他们不能容忍有辱家门之事，哪怕是一点点小事，也要十分警觉地防闲于前，若防闲失败，则必严惩于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