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化的最初延误 1840年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倾销鸦片，以其先进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接着便迫使清政府订立了以割地、赔款、关税片面优惠、领事裁判权等为主要内容的一批不平等条约。遭受如此创痛，对于入主中原二百年，以天朝上国自诩的大清皇朝来说还是第一次；对于国人，战争的结果，除了带来民族屈辱，还意味着国门已开，不管他们是否愿意，都必须面对亘古未见的一个新世界、一种新文化。 鸦片战争是一场外来侵略战争，同时也是先进的工业文明对落后的农业文明一次有力的冲击，它向中国提出了“变”的历史课题。然而，从行为科学理论的角度看，应战主体对于客体挑战的反应模式，往往受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制约，客体对于主体的影响最终还是取决于主体本身。鸦片战争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挑战，但当时中国社会内部却缺乏回应这一挑战的社会条件和心理准备。 战争的震撼，地域上主要集中在直接遭受战争侵害和战后五口通商的东南沿海，广大的内陆仍处于封闭状态，对战争的刺激缺乏直接的感受。对惨痛战败反应最强烈的是居于“四民之首”的“士”阶层，作为那个时代的社会精英，一些有识之士在比较中进行思考，从而萌生了解西方、认识西方和向西方学习的理性要求，然而更多的人们只陷于对侵略者暴行的义愤填膺。三元里人民的斗争，定海百姓的坚壁清野，广州市民的反入城斗争，都只是基于爱国思想和民族感情的行动。 后发外生型国家和早发内生型国家近代化的推进者的类型有明显的差别：后者主要来自民间，因而变革往往是自下而上，而前者像中国情况则相反——来自民间启动近代化力量的出现十分困难，即便近代已经启动，想获得民间力量作有力的支持，也几乎同样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近代化的历史任务便很自然落在政府和社会上层精英分子身上。然而，以道光帝为代表的清朝最高统治者把西方的入侵只是看作“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已，尚非潜蓄异谋”①。他们沿袭传统的“驭夷”之法，“采取拖延战术，企图暂时‘调和’和‘安抚’蛮夷，其目的是想恢复原状”②。战后少数开眼看世界的先驱者的改革呼声，也只能是空谷回音。林则徐建议用粤海关税的十分之一造炮制船，被道光帝斥为“一派胡言”③；魏源的《海国图志》也只是当作一种新的地志而未引起广泛的反应。 研究现代化历史的著名学者C·E·布莱克在分析现代化的动力时指出：“一个社会对自身及其问题（它统一的意义和目标）的理解是将那个社会的成员整合起来的主要凝聚力，它使得他们有效地共同行动去解决他们国内和国外的问题。”④在19世纪40-50年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绝大多数人无论对自己所处全新的国际环境，还是对自己现状和面临的挑战，都缺乏应有的“理解”，缺乏紧迫感和压力感，因而也就无所谓有变革的要求和思想意识。中国社会在受到外力冲击出现有限的震动后又昏然睡去，无怪乎鸦片战后二十年留给后人的只是“中国近代化的延误”的惋惜。 二、被迫启动的经济近代化 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明显的力量，第一次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前后。首先是外力的再次猛烈冲击，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法联军直抵津京，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批不平等条约，中国门户从南到北被迫完全开放；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绝的樊篱被进一步拆除。可以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迫使北京政府，无论它多么勉强也得去适应新的政治环境”⑤。 就中国本身来看，社会危机加剧，各地农民起义已汇集为一股强大的洪流。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纵横十余省，抗衡十几年，以前所未有的气势扰乱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 正是内忧外患的双重冲击，终于导致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真正意义上的分化，其标志就是主张仿效西方生产技术的洋务派官僚的崛起。洋务派是当时统治阶级中最早同西方打交道的人，沉重的自危感使他们认识到必须以西方长技作为挽救和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手段。他们这一认识不仅远高于恪守祖宗成法的顽固派，而且超出了以往经世致用、务实济世的传统改革格局，已历史地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特别是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洋务派的出现，更意味着国家权力结构开始了由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由满人专权到满汉掌权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意义在于它为近代化的起步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的“中外和好”局面，是晚清近代化启动的有利的国际条件。清政府苦于内部危机冲击，对西方列强不惜委曲迁就，以期转危为安；西方列强则急于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所攫取的权益变为现实，不仅愿意扶植清政府，而且对它的若干改革措施持赞成的态度。这种“中外和好”的局面无疑是表面的、暂时的，但它毕竟使中国有了实行近代化所需要的相对和平时期。 晚清近代化由军事工业开始，这不仅是因为西方船炮对中国构成最严峻的威胁，使人们“先从器物上感觉到了不足”⑥，而且也符合人们对文化认识从低层次到高层次发展的规律。在军事近代化的带动下，一批民用工业和近代教育文化设施相继出台，中国终于开始了近代化的历史行程。 由此可见，晚清近代化的启动，就对外关系而言，带有清政府在被迫开放下主动引进西方生产技术的特征；就国内目标而言，它具有“求强致富”的明确目标。“本土因素和外来因素都会对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产生影响”，“通过反复考察同一社会各种不同要素之间和长期相互作用，各社会的现代转变才能得到更充分的理解”⑦。考察中国近代化的启动进程，不难发现其中夹杂着许多不利于近代化的因素，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清政府推行近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