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洋务时期的全球文化观念是对华夏文化中心论的突破。在重新审视中国和实际观照西洋的基点上，洋务时期的一部分中国人开始从“天圆地方”、“中央之国”、“天下第一”等“天朝”神话中醒转，寻回和重塑中国的真实形象，率先实现了由“天下第一”到“全球之一”的心理变革。借助于洞察和思索，洋务时期的中国人开始正视和认可西洋“风教远胜中国”的现实，西洋人和西洋文化被纳入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认知范围的扩展促成了文化心态的开放和多元。传统的“天朝”观念所卵翼下的“华夷之辨”的精神围墙被推倒，一种崭新的文化多元思想日渐萌生并形成。中西文化“通”“同”说的出现是洋务时期中国人全球文化观念形成的一大标识，它从“求同”为基本价值取向，力主泯中西之界限，破中西之壁垒，以“同”求“通”，以西补中，由此实现对西学的延纳和中西文化的重构和整合。洋务时期的全球文化观念是洋务时期中国人世界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规定和制约了洋务运动的成败。 洋务运动的开展是伴随着中国人重新认识外部世界开始的。洋务时期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在历史的纵向上，它承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思想的余绪。而以其涵盖的“横断面”而论，文化观念和文化心态又是其中较早发生转化的部分。在中西文化的对流和碰撞中，洋务时期的一部分中国人由对自身文化的思考走向对异质文化的某种体认和延纳。一种初步放眼世界，突破华夏文化中心论的全球文化观念终于在诸种坎坷与痛苦中产生了。 中国为“全球”中之一国 近代中国，文化观念的变革首先是从地理学开始的。因而，全球地理观念的形成标志着晚清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端。洋务时期中国人全球文化观念的产生和发展首先也同全球地理观念的孕育和成熟紧密联结在一起。 “天圆地方”说是中国传统的“天朝”观念的重要理论支柱之一，也是阻碍晚清中国人全球地理观念形成的一大精神障碍。这种荒谬的观念主要来自于中国地缘的孤立和近代地理知识的缺乏。洋务运动时期，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近代地理知识在较大范围得以普及。尤其是，漂洋过海，出洋考察人数的增多，为人们相信地圆说和地动说提供了现实可能。1865年随赫德出洋的斌椿就深有体会地指出：“地球之圆，非臆说也。”他不仅以“地球系自转，一日一周天”、“中华日正午，英国鸡鸣前”①的观察记下了自己的感受，而且还深刻地进行自我解剖，并以“井底蛙”自拟。稍其后的张德彝、李圭等人也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了这一道理。李圭在其名闻一时的《环游地球新录》中写道：“地形如球，环日而行，日不动而地动，我中华明此理者固不乏人，而不信是说者十常八九，圭初亦颇疑之，今奉差出洋，得环球而游焉，乃信。”②即使那位思想极端保守，对西洋文明偏见极深的袁祖志，游欧归来后也坦率地承认，“天圆地方之说，至今日而始知其不确矣。”③在人类认识史上，几乎每一次对旧观念的突破都是从一些最简单的常识开始的。洋务时期“天圆地方”说的破灭无疑充当了同样的角色。它抽掉了千百年来支撑中国传统“天朝”观念的一块重要基石，长久以来主宰中国人思想神经的“天朝”观念也因此而开始坍塌。 洋务时期全球地理观念的确立同样离不开世界地图的传播和普及。从60年代开始，出于国内筹办“夷务”的需要，一些任职于沿海通商口岸的朝廷要员如丁日昌、曾国藩等人首先开始了对世界地图的搜集与整理。从五彩斑斓的地图里，他们率先体会出了与古圣贤哲理迥异的一些道理，眼界也随着这些地图而扩展。进入7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地图开始随大众传播媒介和近代出版业的兴起而进入市民社会之中。1876年，“环游地球客”李圭在其《东行日记》之首绘出地球全图，并清晰地列出“中国”的具体位置。1879年，《益闻录》和《万国公报》也竞相登出包括东西两半球的地球全图。与此同时，中国首次出版的亚洲全图开始发行④。晚清最早的华文版世界地图集《万国舆图》也于1887年付之石印⑤。更引人注目的是，世界地图的普及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方法。1885年10月，自费留洋归来的颜永京以幻灯形式在格致书院连续两次放映世界地理图片⑥；著有《英法德俄四国志略》的沈仲礼则将“地球之图缩印于纨扇上”，并以此见赠于人⑦。世界地图是全面展示地球全貌的直观载体，它的一再普及和普及样式的不断翻新自然是洋务时期一部分中国人全球地理观念日趋成熟的一大标识。其中所引发的也自然是时人放眼全球的世界意识。因此，可以说，洋务时期世界地图的不断普及不仅勾勒出了一这时期一部分中国人全球地理观念日趋成熟的大致轮廓，同时，它也比较准确地再现了一个长久徘徊于“天圆地方”的“九州”观念中的古老民族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寻回真实自然的心态变迁。 洋务时期中国人世界观念的转变还得益于人文地理知识的渗透和扩展。在这方面，《列国岁计政要》和《万国公报》等书刊影响尤大。以《万国公报》为例，1874年的《万国公报》曾以“有和约之十五国与中国相较事”为题，详细地列出了15个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的人口、面积、钱粮、国债、步兵、进出口货、铁路、电线、轮船吨位等数额。这种数字罗列，第一次把中国和西方各国之间的差距和盘托出，暴露于众人。对于长期沉醉于“天下第一”美梦中的中国人来说，这不啻是一当头棒喝。当时的《申报》随即展开评论说：“由此观之，中国之土地，人民不让他国，至钱粮兵额、船炮皆不及他国矣”。同一时期《列国岁计政要》的售书广告也有感而发，并不无自嘲地以“百不如人”⑧署名。可见，类似这些平淡无奇的知识性介绍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人文地理知识的意义，并进而带来了巨大的思想震动。人们由此懂得，“天下第一”的桂冠并未全戴在中国的头上，中国之外，同样还有许许多多的世界之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