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廷桢领导的1836年至1839年广东的禁烟斗争，是清朝政府禁烟百年以来规模最大、成效最著的一次，为1839年林则徐领导的广东禁烟运动打下基础。 1836年至1838年，清朝统治集团内，曾就查禁鸦片问题有过较大的争论。当时，两广总督邓廷桢先是赞同许乃济的“弛禁”主张，后又反对黄爵滋的“必先治吸食者”的严禁主张。为此，一贯以来，史家们多认为邓廷桢为1836年至1838年期间清朝统治集团内的“弛禁派”的代表人物，并认为邓廷桢之转变为严禁派，则是在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以后。事实上，邓廷桢虽在言论上一度支持“弛禁论”，但此期间，在行动上，他一直对鸦片的兴贩是予以严厉打击的。在他的领导下，1836年至1838年的广东禁烟斗争所取得的成效，并不亚于同期林则徐在湖广地区禁烟的成绩。 为此，本文就邓廷桢在1836年至1838年期间的广东禁烟壮烈斗争的主要活动及其成绩作一个论述。 一、放弃弛禁主张，严厉打击鸦片兴贩 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清朝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书道光皇帝，主张对鸦片贸易实行“弛禁”。他认为可让国内罂粟种植合法化，以使内地廉价的烟土与外国进口的鸦片竞争，让价格昂贵的外国鸦片因无销路，不禁而绝。这样便可“庶足杜漏卮而裕国计”①。同年七月，两广总督邓廷桢上书道光皇帝，表示赞同许乃济的“弛禁”主张，并认为，“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②。奏折还附上由他主持草拟的弛禁章程。由此可见，邓廷桢确是公开支持了许乃济的“弛禁”主张。 在1836年一年中，道光皇帝先后五次降旨下令两广总督邓廷桢要认真查拿鸦片的入口和白银偷运出口的走私活动。所以，当时，邓廷桢虽在言论上公开支持了“弛禁”主张，但在实际上，他不可能也没有去贯彻他那个未经道光皇帝批准的弛禁章程的。相反，他是遵照道光皇帝的命令，实行了严禁鸦片走私的措施。当时，他下令广东水师驱逐了闯入香山县近海金星门一带进行肆无忌惮的鸦片走私活动的外国鸦片趸船，并对长期盘踞广州的英国鸦片巨贩查顿、颠地进行严密的监视。他还下令捕捉走私白银和鸦片的快蟹，捕获罪犯一批，截回准备偷运出口的白银二万余两。 1836年底，邓廷桢再次上书道光皇帝，声明放弃对“弛禁”主张的支持，并表示要与广东的地方官员“同心协力，毕精殚诚，密布网罗，多购线索。明惩汉奸以威，而绝其勾串；暗减夷商之利，以杜其贪饕”③。为此，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邓廷桢即全力以赴打击珠江口内外的鸦片走私活动。他为扫除“外洋积重之势”④，下令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亲率水师在伶仃洋面昼夜梭织巡防，使所有偷运鸦片的匪船无法接近外国鸦片趸船。同时，邓廷桢还利用内线连续破获开设快蟹艇馆的罪案，基本上铲除了曾在珠江口内外猖獗一时的偷运鸦片的快蟹船。同一年，邓廷桢还取得了大破澳门鸦片窑口的胜利。当时，澳门的鸦片窑口是伶仃洋面的外国鸦片趸船沟通广州和内地的鸦片兴贩市场的中转站。邓廷桢在澳门大破窑口，捉拿了以开设窑口的巨贩郭亚平为首的一大批鸦片批发商，使澳门的鸦片批发、中转站处于瘫痪之中，给中外鸦片贩子以沉重的打击。 由此可见，在1836年和1837年两年中，邓廷桢起初曾一度赞同“弛禁”，但他在行动上却从未实行过“弛禁”，而是一直对鸦片走私实行严厉打击，使珠江口内外一带的鸦片走私活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实现了他向道光皇帝许下的“总以一年为期”，“小有成效”的诺言。1837年10月，英国大鸦片烟贩查顿在其信函中，十分伤心地描述了在邓廷桢打击下的广州鸦片走私市场的状况，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广州如此萧条，一无生气”⑤。 二、反对“先治吸食者”的主张，实行源流兼治的严禁措施 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清朝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皇帝，在其《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中，提出了史称严禁论的主张。这一主张认为，诸如“严禁海口”、“禁止通商”、“查拿烟馆”等禁烟措施均是“不能塞漏卮者”。为此，严禁鸦片，“必先重治吸食”，“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⑥。道光皇帝下令各地督抚讨论黄爵滋的严禁主张。各地督抚中的大多数人，其中包括湖广总督林则徐在内，对黄爵滋的“必先治吸食者”的主张表示赞同。而邓廷桢则上书道光皇帝表示对黄的“必先治吸食者”的严禁主张不敢苟同。他批评黄爵滋的主张是“扫除一切杜弊之策，而独归罪于吸食鸦片之人”，还要“举发责之邻佑，禁锢及其子孙”。他认为，若黄的主张加以实施的话，必是“非意失不孥，即端开滋扰”，即不是放过了该严惩的罪犯，就是造成扩大打击面的结果。他尤为反对对吸食逾期不戒烟者处以死刑的主张，认为其结果会造成“诛之不可胜诛”的难以收拾的局面⑦。在反对黄爵滋的“必先治吸食者”的主张的同时，邓廷桢坚持严禁鸦片应先惩治兴贩者的主张。他提出，要“严拿囤贩窑口及其揽载之快蟹各艇，俾杜其出入之路，以清贩运之源”⑧。他认为，那些开窑口者，尤其是开窑口囤贩者，均属匪党巨魁，应拟以绞决而财产入官⑨。而对于吸食者亦应严办，但“似应变通旧例，分别酌为加重”，即“仿照窃盗三犯之例，逐次加重种之”。他还主张，在惩治吸食者方面，“治贫者百，不如治富者一，治贱者百，不如治贵者一”，因“富家大族身陷官刑，遂尔群相震詟，愕然惊动”，可以“收惩一儆百之效”⑩。 1838年，邓廷桢正是根据惩治兴贩者为先的方针，制定和实施了源流兼治的全面严禁措施，使广东的禁烟斗争又取得新的进展。 首先，以破窑口为重点的打击鸦片兴贩活动的全面展开。 1838年上半年，处决了在逃多年后被抓获的开设窑口巨贩区宽后，破窑口打击鸦片兴贩的斗争即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地进行。在南海、东莞石龙、广州等地连续破获窑口一批，抓获了以鸦片巨贩何老近为首的几十名窑口主、开烟馆的罪犯，并迅速处决了何老近等一批罪大恶极者。接着，在广州城内连续开展大规模的搜捕，一夜之间即抓获鸦片兴贩吸食者2000余人。经过这场大扫荡，广州城内的烟馆几乎都不敢开门营业。当时，英国大鸦片烟贩查顿在信中描述说，在广州城内“看不见一杖烟枪，一个鸦片零售商，没有一个人打听鸦片，查禁一天比一天普遍”(11)。广州大扫荡后，邓廷桢乘胜追击，在鸦片窑口最集中、鸦片囤积兴贩几成积重之势的高要县广利墟和番禺县黄埔乡两地进行武装查拿，又破获了一大批窑口。破窑口打击兴贩活动的斗争，同样在沿海一些重要口岸和城镇有效地进行。1838年，广东大破窑口打击鸦片兴贩的斗争，使中外鸦片贩子的罪恶活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当时，英国一鸦片贩子在信中写道：“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严厉的迫害，或者如此广泛、普遍的迫害”(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