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倡者。他在初期洋务运动中对设厂制造、培养人才、创建水师、对外交涉等许多方面提出的比较系统的理论和纲领，为后来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提供了基本方针、路线和政策。然而，与对整个洋务运动研究的争论有关，学术界有关曾国藩洋务理论及其实践的评价问题上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也就显得异常活跃。回顾一下十年来有关这个问题研究的基本情况，对于推进曾国藩研究领域的深入是很有必要的。 关于曾国藩洋务思想产生和形成原因的争议 曾国藩本来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天朝至高、至上，中国传统文化完美无缺、尽善尽美的观念在他的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然而，他为什么在19世纪60年代初倡导洋务自强新政，敢于承认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呢？因此，探讨曾国藩洋务思想的产生和形成原因，是学者们首先关注的问题。 王少普在《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形成、性质和作用》一文中指出，曾国藩从封建理学家到洋务派大官僚的思想转变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由于他比理学中主敬派实际一些，从而具备了“从地主阶级顽固派中分化出来的内在因素”。第二个阶段是在道光末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由于国内阶级斗争尖锐激烈，促使曾国藩兼采汉学认识论和治学方法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开始注意西方情况，重视西方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这就“为其洋务思想的产生准备了条件”。第三个阶段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与传统的封建统治思想相比，曾国藩的思想出现了具有新内容的变化：“在伦理政治观念上由原来对内维护三纲五常、对外保持天朝至尊，转变为对内维护三纲五常、对外讲究‘忠信笃敬’、‘守定和约’。同时，他更重视引进西方技术的活动，认为是‘救时之第一要务’。”（《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喻盘庚在《试析曾国藩办洋务的主观因素》一文中，提出了与“王文”有所不同的观点。作者认为，曾国藩洋务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与他本人的主观因素有很大的关系。这种因素主要包括：“治学上的开放宽容态度与经世致用之学的讲求”；“民族意识和历史责任感”的驱使。而后者是构成曾国藩洋务观产生的直接的主观因素。作者针对“王文”提出的曾国藩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用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论证对外妥协的合法性”的观点，以曾国藩对阿思本舰队的基本态度为例，说明他的民族意识是显然存在的。这是他克服重重困难举办洋务的重要主观因素之一（《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成晓军在《试析曾国藩洋务观的产生和形成》一文中，从文化史的角度对比加以分析考察，认为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进而在这种基础上又产生了避害反映，较为集中地表现在对西方文化中“技艺”和“术数”功用的积极肯定之上。作者提出了与“王文”不同的观点，即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举办洋务自强新政，并非对外妥协的结果，相反是他“师夷智以造炮制船”而用以“靖内患，勤远略”的出发点（《贵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8期）。 关于曾国藩举办洋务军事工业的目的和性质的争议 曾国藩举办洋务军事工业的目的尤其是直接目的何在呢？以往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它“是为帝国主义服务而镇压国内人民”的。近十年来，这种观点有所变化，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主要目的毕竟是为了“借师助剿”，镇压农民起义，维护清朝腐朽封建统治。 李金奎在《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反动》一文中指出，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原来是以镇民为目的”，都是借“御外侮”之名，行“靖内患”之实。作者认为，包括曾国藩在内的绝大多数洋务派人物都是持着这样一个目的来兴办洋务的（《求索》1984年第4期）。戴学稷、徐如在《曾国藩的“驭夷”思想论略》一文中也持相同的观点：“曾国藩称购买外洋船炮和制造轮船为‘救时要策’，他所谓的救时，一是‘剿发捻’，一是‘勤远略’，前者目标很具体和明确，后者则是一句空泛的冠冕堂皇的大话，是并不准备实践的。”（《福建论坛》1984年第2期）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传统观点的继续和发展。 第二种意见认为，曾国藩举办洋务军事工业既有“靖内患”即镇压国内人民起义，又有“御外侮”即对外抵抗列强侵略两个直接的目的。 殷绍基在《曾国藩与洋务运动》一文中指出：“曾国藩的洋务思想，既有封闭狭隘的一面，也有开放变通的一面。”他倡导选派文童出国，也只是学“艺”而已；但他又强调经世致用，提倡重视社会，了解社会，这是他的开通之处。曾国藩办理洋务的目的，“既有借师助剿”的一面，又有“渐图自强”的一面。这与他生平注意“自强”、“自立”的进取精神有关（《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3辑）。综观近十年来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持此观点的人是相当普遍的。 第三种意见认为，曾国藩举办洋务军事工业，其“御外侮”的目的是主要的。徐泰来在《也评洋务运动》一文中认为，曾国藩等“洋务派之办洋务主要是出于民族意识”（《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作者在《试论洋务运动发生的原因》一文中指出：“曾国藩虽也认为购买和制造外国船炮，‘可以剿发逆’，但同时他也强调‘可以勤远略’”，“办洋务的御侮目的是无可否认的。”（《求索》1984年第4期）喻盘庚在《曾国藩办洋务初探》一文中也认为，“如果讲曾国藩办洋务的动机对人民的反抗没有一点防范，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不过，那毕竟处于次要地位。曾国藩办洋务的主要动机乃是‘御侮’，因而是值得肯定的。”（《求索》1986年第6期）总之，有关曾国藩举办的洋务军事工业的目的问题的评价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讨论仍在继续进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