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会于1904年冬在上海秘密成立，以后又在东京、南洋、广州、杭州等地建立了分会。它的领袖人物绝大多数是绍兴人，如光复会的前期会长蔡元培，光复会的实际领袖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章太炎的祖籍也是绍兴。光复会的革命志士在辛亥革命时期毅然以革命为己任，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洒热血，抛头颅，光辉业绩，彪炳史册。本文试就光复会群体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基础作些粗浅的论述。 一、继承和发扬历代先贤民族气节的产物 光复会领袖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十分重视先贤的民族气节。蔡元培自幼在叔父铭恩的指导下，读过《史记》、《汉书》、《文史通义》等许多史书和会稽地方志等，谙熟从越王勾践时代到清王朝诸多英雄豪杰、志士文人的动人史迹：越国的复仇雪耻，南宋的抗金壮举，明末的反清史迹，深受先贤爱国传统的启迪和熏陶。他生长在浙东，受浙东学派的影响，而浙东学派，从黄梨洲到全祖望，都是民族主义的提倡者。蔡元培继承了古代民本思想并改造提高到了民主主义的新高度。陶成章也非常赞赏黄宗羲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言论，深受黄宗羲“反清”、“排满”思想的影响，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是高明之见，百姓的贫困饥饿、妻离子散、肝脑涂地是清王朝专制独裁、残酷剥削的结果。认为只有推翻“猛虎”之政，“天下之民方能安居”。陶成章少年的心灵里已深埋着反清的种子。 徐锡麟青少年时代，就十分敬仰古代历史上兴国安邦的英雄豪杰。1906年他在给秋瑾的信中写道：“有英雄之气魄，神圣之道德的人，麟实钦佩之至，毕生所崇拜者也”。① 秋瑾聪敏好学，幼年就常听母亲讲述绍兴乡贤的爱国故事。稍长，她就如饥似渴地从史书中汲取营养，从历代的英烈中接受民族气节的熏陶，特别是爱国诗人陆游忧国忧民、憎恨异族入侵的感情给了她深刻启示，发誓为人处事，皆以陆游为楷模，一言一行，皆以爱国为宗旨。 章太炎从小生活在崇尚民族气节的家庭，他的外祖父、父亲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这使章太炎较早地孕育了民族意识。他受浙东学派传统民族思想影响颇深。他夸奖赞颂黄宗羲的民主思想为“宏论精义，可以振吾国之国魂极多”②。章太炎的“反满”已日益带有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的色彩。 光复会中革命志士有的是直接继承和发展了黄宗羲的反清排满思想，以致影响到光复会的定名，“以示光复汉族祖国之意”，影响到光复会的宗旨“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光复的思想，是历史上爱国民主传统的继承，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光复会的基地在浙东，历来号称报仇雪耻之乡、卧薪尝胆之地；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反满的民族思想和反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对光复会成员影响很深。“总之，不离吕（留良）全（谢山）王（夫之）曾（静）之旧域也”③。武备学堂和绍兴大通学堂，都悬有楹联：“十年教训，君子成军，溯数千载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池；九世复仇，春秋之义，原尔多士修麟养爪，毋忘寇盗满中原”。很能说明他们显然接受了“排满”反清的传统思想，列宁把这种思想传统，称之为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动力。因为一种新思潮的产生，一代新人的崛起，与爱国文化传统的涌流是分不开的。 二、近代爱国反帝斗争的产物 辛亥革命前，光复会志士，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朝的卖国政策，忧心如焚，他们热切注视着“中外强弱之原理，列强竞争之趋势，与夫吾浙江之何以危亡，何以图成……破巨浪，冒惊涛，千辛万苦，万苦千辛，日夕预备，其所以强日本之原料，逮之归国而遂有以用也”④。正是这种爱乡、爱国情绪达到了新的高峰，于是就产生了光复会这个爱国反帝的革命组织。中日甲午战争后及中国面临“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一切爱国志士，无不为之震惊，一场奋起拯救祖国与民族的危亡，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广泛开展起来了。蔡元培也正是在这场斗争中，从一个清王朝的翰林成为一名爱国反帝的勇猛斗士。蔡元培1903年是抗法拒俄运动的实际领导者。紧接抗法运动之后，蔡元培又领导了规模更大的拒俄御侮运动。当时沙俄妄图侵占中国的东三省，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普遍愤慨，全国立即掀起了拒俄运动。蔡元培联络和组织在上海的江苏等十八省爱国者，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表示全国民意：“即使政府承认，我国民亦不承认。”⑤表现了很高的反帝爱国热情。他主编《俄事警闻》（后改为《警钟日报》），积极进行反帝爱国的宣传，“以唤起国民”团结一致反帝抗敌，后更积极创立革命团体光复会，替辛亥革命建立了一个“不拔的根基”⑥。 1901年，陶成章“居北京，观察大势”，目睹帝国主义侵略和蹂躏中国人民的种种事实，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政府“非境遏之奴隶，则情欲之奴隶，非崇拜古人之奴隶，则必抑承白人之奴隶耳”。于是抱定以暴力手段，实行“中央革命”的宗旨，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朝廷。 徐锡麟也是在甲午战争开始后，在严峻和残酷的现实刺激下，从书房走向社会，关注和研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救亡图存问题。他很快地意识到帝国主义的魔爪不仅紧紧地掠取我国的领土，而且还以保护教堂为名，对我国实行公开武装占领。徐锡麟为中国命运而深深担忧。1893年，他在《问罗马为帝大利所踞，教皇权势已去，而中国教祸反剧，其故何在？》一文中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反教会联系起来。徐锡麟胸怀悲愤，面对现实，他认为：“生中国之地，为中国之人，以为中国除害”(13)，这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大声疾呼，要求中国四万万民众，联袂而起，“以刃击刃，以毒攻毒。”(14)与侵略者决一雌雄。他愤怒怦击“坐视危亡，甘心和戎”的投降派，坚持反对偏安论。 1903年2月，徐锡麟东渡日本。当时正值清政府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压制破坏留日中国学生的拒俄爱国运动，而留日学生炽热的爱国激情，深深感染着徐锡麟。他当即参加了这些爱国运动，捐款资助，并结识了陶成章、龚宝铨等革命者，相谈颇洽，深受影响。于是“颠覆清政府之念，由此益长”。1904年，徐锡麟到上海经同乡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