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是康有为人格观的转折点。甲午战争前康有为已经介绍了西方近代自主平等的人格思想，但对这一思想如何与中国的改革实际相关联，他当时并没有涉及。甲午战争的惨败对康有为的思想触动很大，在改革实践的过程中，他深感国民的主动参与之重要，遂化合中西，提出了融孔孟思想与近代西方人格思想为一体的新型人格观。 （一）甲午战前中西分离的人格思想 鸦片战争爆发后，为了解决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一些不甘沉沦的思想家提出了人格重建的命题。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衰弱不振，与国民素质，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素质之低下有很大关系。有鉴于此，当时的人们，无论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均关注理想人格的建设，试图以此来扶危济困。如包世臣说“节义本之民性”①，龚自珍也强调“人心亡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中易”②，他们都认识到人心是立国之本。欲挽救危机，心自正人心始。何谓理想人格？在守旧派看来，就是孔孟所提倡的以忠孝为本的儒家人伦。被知识界奉为思想领袖的大学士倭仁认为，世道衰微的原因是礼崩乐坏，人心不古，只要按照古圣先贤的教诲，切实讲求用人之道，励气节、敦礼义、固人心，便可使士民尽忠报国，起衰振弱，“上可纾宵旰之忧劳，下可伸臣民之义愤”，而不在于是否学习夷人的数术之学。他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中国的当务之急为讲求人事、修明政治、尊孔崇圣、不违旧章，而不在于器艺之是否精良。③ 即使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也将忠孝人伦作为救正人心的根本大计，他们认为，为了抵御外侮，固然需要引进西方的精奇利便之器，但那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并非根本之体，作为立国之本的核心仍是万世不可移易的纲常名教。例如，魏源在首倡“师夷长技”的同时，又把用儒家伦理改造伪饰、畏难、养痈、营窟的人心作为复兴的要图。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方面主持引进西方的机器枪炮和科学技术，一方面又力主“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认为这种不平等的秩序就如人之冠履一样不容倒置，声称“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⑤他们都极为重视用孔孟的忠孝伦理思想来规范人格，以维护民族独立，挽救国家危亡，重建稳定的社会秩序。这就是冯桂芬所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⑥，张之洞所谓“旧学为体，新学为用”。⑦ 上述思想家从人的素质的角度来考虑国家的强弱，他们所提出的思想人格是向传统的简单复归，缺乏时代特点，难以改变知识分子因循守旧、以皇帝圣贤之是非为是非的基本价值取向，不符合近代化要求。 康有为在甲午战争前也提出了国民性改造的命题，他的思想比前人前进了一大步。他根据西方天赋人权的思想，在《人类公理》和《实理公法全书》等著作中指出，平等自立是人们与生俱来、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法则，一为“公法”，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一为“人立之法”，即现实社会中人们所制订的各种法规。判断人立之法是否正确，要看它是否符合公法，有益于人道。而最有益于人道的法就是自由平等博爱。他说，“人各分天地原质以为人”，生而具有相同的自然属性，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同时“凡地球古今之人，无一不在互相逆制之内”，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也是相互制约平等交往的。因为人生而平等，又“各具一魂”，所以人生来便应享有充分的平等自主权利，自由主宰自己的命运，自由发展自己的潜力。他认为，人生而具有爱恶二质，发扬其爱质，是有益于人，纵容其恶质，则有损于人。中国数千年来之陷于战乱，近代之沦于败亡，皆因人们不明此大道，而将自身的责任让委于他人，遂造成一桀纣猖狂、暴君得志之世界。他指出，人们固然由于心智和努力程度的不同，在现实中呈现出智愚贤不肖的差别，但正因先天资质相同，所以人人都可以通过后天的修行，发现人所固有的爱质而贵显之，达到道德完美的境界。⑧这种对人的平等自主个性的强调突破了宗法社会的家族本位观，接触到近代化的实质。然而这种思想如何与中国的改革实际相结合，康有为在当时并没有解决。 （二）甲午战后以中化西的新型人格观 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也是康有为人格观发展的转折点。他对比了中日两国不同的近代化道路，认识到，近代化不仅是机器枪炮科技知识等硬件的学习和引进，而且与政治体制之优劣也有很大的关系。他说：“国无大小，民无众寡，能修其政则强，不能修其政则弱，……若夫日本，地域比我四川，人民仅吾十之一，而赫然变法，遂歼吾大国之师，割我辽、台，偿二万万”，因而他断言，“守旧拒之则削弱，更新变之则骤强”。⑨为了救亡图存，康有为认为中国的改革需要有新的方向，需要改变定于一尊的专制政体，为此他提出了变政的主张。变政的依靠力量是什么人？康有为认为不仅仅是公卿贵族，而且与全体国民有关。他引孟子所说“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指出，中国所以割地失权，与中国人的“安然耽乐，从容谈笑，不自奋厉”的“义愤不振之心”有很大关系，所以“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他以日本为例，指出“日本之治，盛强之效”的关键即在于其布衣百姓之奋起。他认为中国由弱变强的希望也在于此，即中国的士大夫和中国的国民必须改变等待他救不思振作的积习，激励心力，“人人热愤”，担负起改革的重任。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