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在各个历史时期有其特定的内容。对中国近代社会说，爱国有着“三个层次”：一是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武装侵略面前“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地抵御外侮，这就是林则徐所说的“民心可用”。二是“师夷长技”，即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增强国力，其间首先是军事技术以达到“制夷”的目的，这就是林则徐所说“剿夷而不谋船炮是自取败”的道理。只有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发展工商业，才能赶上甚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不仅使经济实力得以加强，先进锐利的武器也能做到取之不尽。民族工业怎样才能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答案是变封建专制为民主政治制度，这是爱国的第三个层次，即林则徐所朦胧地意识到美国“三占从二”民主制度优越性①。所以近代史上全方位的爱国主义，即是林则徐在150年前所说的“民心可用”、“师夷长技”和“三占从二”的综合体现。而运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办和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则是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因为单有英勇抗敌的主张和勇气，而没有先进的工业作后盾，必将是既无先进锐利的武器，也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而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民主政治也就不会提到实践的日程。江南制造局的创办正体现了这个“核心内容”。 一、“制器之器”与机械工业的先驱 中国近代新兴工业是从军用工业开其端，江南制造局则在当时所有军用工厂中处于领先的地位。这不仅因为该局在马尾、金陵、天津等几个大型军事工厂中创办最早，也由于首创者曾国藩在容闳建议下的指导思想是要“觅制器之器”，因而使其机器等设备最为先进和完备，确如容闳所说的是“母机”。 江南制造局之所以在创办之初达到如此高的水平，是经过长期酝酿和实践而始克臻于此的。早在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接受战场上因武器落后而失利的教训，与魏源一起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并开始在仿制船炮上付诸行动。魏源且提出在设立兵工厂造新式军器和民用机械外，同时建议创办民用工厂，鼓励绅商投资。因林则徐遭贬谪和顽固派阻挠而使“师夷长技”夭折。直至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运动开始才再次提上实践日程。左宗棠因而在1875年重刊《海国图志·序》中遗憾地发出了“二十年事局如故”的感叹。然而，有志之士在科技制械等方面还是做了不少探索的。在舆论准备上，继《海国图志》之后，有梁廷枬的《海国四说》、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等著作，后者且明确列了《采西学议》、《制洋器议》专题，以大力宣传。在制械方面也有实验。例如，潘仕成仿制水雷成功，丁拱辰不仅著有《演炮图说》，且试制小型蒸汽机，其他还有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等十几种科技书问世。 由于20年的探索实验，加上曾国藩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对洋武器锐利的切身感受，故于1861年攻陷安庆后随即创建了安庆内军械所。接着李鸿章于次年有上海洋炮局之设。但安庆那个军械所，基本上是半洋半土没有摆脱手工工场的模式。上海设在松江庙宇里的那个洋炮局，虽雇用马格里这位洋匠，但工具极其简陋，熔化炉还是挖田间粘土自制的，“造炮器具”虽从香港买来，但制造工艺多为中国工匠用手工制造的枪炮子弹。1864年迁苏州后成立的三个洋炮局，除马格里那个局是利用了在遣撤阿斯本舰队时买下它一些从事修理的机器设备较为先进者外，丁日昌、韩殿甲那二局，不比设于松江庙宇里的洋炮局好多少。可见无论是安庆、上海松江、或是苏州的这些军用工厂，只是制造修理简单的枪炮弹药，而且大多还是手工制作的，根本谈不上“制器之器”。 然而，通过办近代军用工厂的初步实践，使曾、李等人意识到这种工厂远不能达到“自强”目的，尤其是具有“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②的思想的曾国藩，在自强必须“师夷长技”的迫切心情下，复在容闳启迪劝导下，认识到“师夷长技”必须“觅制器之器”；与此相适应，当然还要“觅制器之人”。只有这样，才能夺“西人专揽制机之利”，也才能“自强”。于是派“觅制器之器”之建议者容闳赴美，按照“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③的规格和要求定制购买。1865年春运抵上海。这批机器在当时属于先进的，它与丁日昌在虹口购买的美国旗记铁厂合在一起，再加上丁日昌、韩殿甲二局，成立了江南制造局。容氏在美国购买来的是该制造局的主体。旗记厂主要是从事机器制造和修理，在上海亦属先进。更重要的是购买此厂时将主要技术人员一起移请到江南来。显然，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先进的机器制造工厂，其水平之高在当时的中国堪称无双。拿稍后创办的马尾造船厂和金陵、天津三个大型军用工业说，也远不能及。马尾船厂主要是造船，虽也制造船中所需一些机械，但因制机之机水平不高，大多配件来自外洋；金陵机器局的建造，是以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为基础再添购一些机器设备而成，主要生产镇压捻军所需枪炮弹药，制器非其任务，且也无此先进装备；至于天津机器局，起初任务主要是供应镇压北方捻军和西北少数民族起义的枪枝子弹，规模很小，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始有较大扩充。马尾、金陵、天津三局，在“制机”上均远不及江南。 江南局在机器制造方面确实起到了开路的作用。它建成之初虽以造轮船为己任，但不要忽略一个事实，造轮船所用的各种机器，很多是局中那个“制器之器”制造出来的。据1870年的记载：“年来制造最大者如第二号、第四号轮船，造成器机全副，‘恬吉’、‘操江’及第四号轮造成汽炉全座。”不仅如此，工厂在不断扩充中所用各种机器，“其自行制造者，已居大半”④。这可说是中国机械工业的先声。据统计，从1867-1904年37年间，江南制造局所造车床、刨床、钻床、水力压机、化铁炉、抽水、发电、轧钢等55种以上机器达692台（只），机器零件和工具110余万件⑤。这些机器除供本厂用外，也出售给各机器局和民用工厂。这种情况，终19世纪没有第二家工厂可与之相比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