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60至90年代初的洋务思潮是当时中国一次朝野相呼应的谋求近代化的思潮。对它的性质特征和演进规律许多学者已有很好的论述，本文仅从它在晚清社会思潮的嬗变中所具有的中介性质发表一些断想，不当之处请仁者匡正。 一 作为洋务思潮前奏的晚清经世致用思潮溯源于明清交替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经世致用思想。这一思潮从总体上讲，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体制、氛围内，最富有历史的自觉性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已进入封建制度末期的中国社会的广泛危机进行的反思。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姚莹、包世臣等是晚清经世致用思潮的主要代表。 从这些代表人物的自觉意识的层面上讲，他们都是以维护传统的封建体制为己任的。这主要是时代制约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商品经济虽已有相当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仍十分微弱。 但经世致用思潮在文化价值观念上，却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传统文化的对立面。传统文化重义轻利，士大夫尚空谈清议而不务实，埋首于故纸堆中寻章摘句。这在乾、嘉时期的考据学中达到了顶峰。经世致用思想一反此传统，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姿态，针对当时社会诸多流弊，一一开出药方，主张学以致用，积极进取，呼吁出现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局面。这又同传统文化及旧时社会普遍的保守、暮气形成鲜明对照。 作为对封建末世的危机的反应，经世致用思潮表现出两个突出的倾向。一是在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中表现出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和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倾向。嘉庆、道光时期，货币、盐政、漕运之弊，流毒全国，人人关注。经世致用思想家们的对策，客观上反映了发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时代要求。魏源提出“缓本急标”，“货先于食”，包世臣提出“本末皆富”，建议粮食北运由运河官运，改为商船海运，既“利商”又“省费”。他和魏源还要求变官商垄断和准官商龚断的纲盐制为商人自由贩运的票盐制。他们的主观动机大抵仍是维护封建国家的政治清明和财政收入，但这些主张如果实施，客观效果必是有利于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经世致用思想的另一倾向是直接继承自黄、王、顾诸清初大思想家的朴素民主思想，这一倾向由于鸦片战争时期与西方的最初直接接触而具有了新内容。从一开始，魏源、姚莹、梁廷祯等就对西方代议政治表示出自发的赞赏。这种赞赏虽具有初始的朦胧的性质，且又未同中国政治现实挂钩，但它无疑地是近代中国变革新思潮的萌芽。 林、魏、姚、包等道光期间的经世致用思想家面临着此前经世致用思潮所从未面对的西方入侵，面对着这个“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和逐步上升的民族矛盾，从务实的价值观出发，他们都提出了师法外国、制造“坚船利炮”，“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以著书、译书、尝试仿制西船、西械等，开始睁眼看世界。这种“夷务”思想及实践，为以后的洋务派所继承，在一定意义上，这批经世致用思想家学习西方的思想和初步实践就是最早的洋务思想和洋务实践。 经世致用的目的主观上是拯救日趋衰朽的清政权，在未有外患之前，它自然只关注国内矛盾，鸦片战争开始了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进程，呈现出民族矛盾不解决，国内矛盾就得不到根本解决的态势，经世致用思潮开始更多地关注民族矛盾。刚刚开始接触西方的中国人对鸦片战争中战败的第一感受，也是最实际、最直观和最真实的感受，就是西方的坚船利炮，这一事实，加上经世致用派务实的作风和“致用”“经世”的宗旨，使他们自然得出了“借法自强”，发展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结论。从这一点看，经世致用思潮转化为洋务思潮乃顺理成章之事。 二 从主体上看，60年代开始主持洋务的大员如曾、左、李之辈，不同程度上都接受了经世致用思潮的“致用”“务实”的价值观，左宗棠对林则徐的推崇是众所周知的。他们走上洋务道路，首先是以这种价值观、方法论的认同一致为基础的，就总体上看，整个洋务思潮一直保持了不尚空谈、多作实事的风格，面对清议派，顽固派的反对，颇有“走你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气魄。对重义轻利的非功利主义的传统文化的背离，是洋务思潮对经世致用思潮的继承性的一大表现。 从解决民族矛盾入手解决清王朝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具体地说：通过发展近代军事工业以求自强，是洋务思潮继承自经世致用思潮的又一大内容。有人认为经世致用“师夷长技”的目的只是“制夷”，而洋务运动“师夷”的目的首先是“剿贼”，其次才是“制夷”，从而否认洋务运动及思潮对经世致用思潮的继承性。其实，从总体和主流看，洋务实践家和思想家同经世致用派一样，主观上是维护封建国家利益的，这未尝不可以视为前者对后者的又一继承性。至于目的是“剿贼”还是“制夷”“防夷”，实依具体时势而定。 洋务运动所处的基本历史环境是民族矛盾尖锐和民族危急的深重，这就决定了在经世致用思潮中只居较次要地位的“师夷”在洋务思潮中则成为主旋律。这是时代所决定的洋务运动及思潮对经世致用思潮的发展。洋务运动最初（60～70年代）只注重发展军事工业，从7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认识到西方富强之本不是坚船利炮，而是民用工业，开始将运动重点转向发展近代民族工业，兴起开矿、筑路、架线、通航、办学堂、派留学生的热潮，直到中法战争。这一时期可以视为洋务运动和思潮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即从中法战争结束到中日战争是洋务运动末期，此时出现了与占主导地位的洋务思潮不同的维新思潮。 三 经世致用派的思想家们在封建政治文化的限制下，达到了中国人对晚清社会危机的最高认识水平。在主要矛盾转移的历史背景下，洋务思想家们代表了仍处在传统制度和文化氛围之中的民族群体，首先是士大夫阶层对中西文化与民族冲突的最高认识水平，落后的农业民族，特别是象中国这样有着数千年未中断的封建文化传统的民族，对工业文明、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认识过程，只能是逐步深化、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由“用”到“体”。它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感受，一开始只能来自它最直观、最痛苦地接触到的“器”与“用”的层面，初为军事技术，次为产生这一技术的工业与科技，再次为适应这些技术产业的教育、文化等等。它代价最小，最少痛苦地接受的“西学”，一开始也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物质层面。要想突破物质层面去感悟西方富强和中国积弱之由，就涉及到真正突破传统制度和文化的界限了。不经过物质层面的认识和接触过程，就不可能达到文化和制度层面的认识与接受。洋务思潮的地位和作用就在这里。没有洋务运动的成就与失败，没有它奠定的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的基础，没有它开创的近代教育的萌芽，维新思想——要求变革中国旧有文化与政治制度的思潮，就不能产生。洋务运动与思潮的得与失，都是维新运动和思潮产生与发展的基础。从这里可以看出，维新思潮既是对洋务思潮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它的否定和扬弃。维新思想脱胎于洋务思潮，依存于洋务思潮，又最终否定了洋务思潮，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体”、“用”之辨中就不难得出上述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