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走向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形态向何种近代形态转型的问题，通常可归结为关于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性质问题。研究者的视野主要停留在中国近代化历史过程的探讨及其未能实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上，基本上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必然会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认识中开展研究的。把中国近代社会的走向看作当然是资本主义基于两个判断，其一是自明清乃至更为久远的时代，中国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如果没有外来干涉，它必然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其二是西方成熟资本主义文明的移植所产生的强大示范效应，使中国近代社会不但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且滋生了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从而引起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及力量对比的变化，也使中国产生了走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然而在这一理论背景中思考中国近代社会走向问题却存在着很多疑问，本文试就几个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 一、关于西方文明的作用问题 中国的近代化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从而使中国社会离开了原有的发展轨道，社会变迁呈现出特殊的规律，由于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西方文明的输入，成为诱发中国近代文明进步的重要因素。然而，如何来判断西方文明引入后在中国社会产生的作用以及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是如何看待西方文明的，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人们通常习惯于把西方文明成果＝资本主义成果＝先进文明成果，因而，学术界花了很大精力研究所代中国引进西方文明的得失，并把引进成果的大小某种程度上看作是资本主义化程度的标志。有学者断言：“情况很清楚，西方国家的文明进步，涉及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科学技术、文化学术、风俗习惯各方面的革新与进步。如果离开整体环境的变革，孤零零地去考求西洋军火，引进外国军事口令、阵法、条例乃至办若干工厂、辟几条航线，那就只能造成‘桔越淮而为枳’的悲剧结局。”①这种观点所代表的研究倾向在学术界颇有市场。而要究其实质就会发现，他们认为产生于西方的物质文明成果必然带有它母国的文化或政治性质，当它被引进时，必须将这种伴随物一同引进，否则就不会产生它们在母国所产生的作用。遗憾的是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首先，“桔”变“枳”能否看成是悲剧？应当说，这是植物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下所发生的适应性变化，虽然，该植物原有形态和使用价值消失了，却产生了一种新的价值，这种变异是十分正常的，恰恰反映了“适者生存”的规律，根本不必用人的感情将这一现象“悲剧化”，用它来形容异质文化的碰撞、交融是十分不恰当的。其次，民族文化是有其悠久的历史承续过程和浓厚的文化心理基础的，企望通过用西方文化全方位地改造甚至替代中华传统文明而走向近代的设想只能是纸上谈兵，丝毫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再次，如果我们一定认为发明于西方的物质文明成果要在其母国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话，那么，就不好理解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传入西方时，西方并没有同时引进当时在世界各国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政治文化式样这一事实，而四大发明仍然在西方发挥出了远远超过母国使用它们的作用，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总之，西方物质文明成果并不必然地带有政治标签。“悲剧论”实质上是迷惑于西方文化强大的“示范效应”，这种情绪化的研究和理论分析是不可能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的。 基于上述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学者们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各级层的对外反应上也出现苛求前人的现象，甚至要求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中国人就应当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文明，任何不利于西方文明传入和发挥作用的思想、举动，便被斥之顽固、保守乃至愚昧，这种笼统的判断是无法认真分析中国近代民众的对外反应的。近代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直接以战争的方式展示其形象，通过武力迫使中国政府签订有利于列强攫取财富、土地和特殊权益的条约。中国近代的大多数人士就是在强暴中开始了对西方的认识的。 第二，通过经济手段以贸易的形式使中国的绅士、商人、官员了解到西方文明的某个侧面，即商业文化的优劣；以在华经营企业、工厂的方式，使中国的劳动者、小业主看到了新的就业机会，使中国的货币持有者注意到新的谋生手段。 第三，通过设立并经营租界、修铁路、架电线、辟航线、兴学堂、建教堂，使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出现了一批西方式的文化景观，悄无声息地散发着西方文明的信息，产生了具体形象的示范效应。 第四，传播西学，主要是传教士和部分商人、技师、学者，内容包括自然科学方面的工艺制造原理、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逻辑学、经济学等，涉及西方文化的广阔领域，培养了一批掌握西方文化的留学生、科技人员及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思想家、政治家。 以上诸方面综合形成了西方文明的形象，但是，这种复杂的综合体并不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每个阶级、阶层和个人能够完整地看到的，并在西方文明侵入时作出恰当的判断后，以确定自己的反应。不同的阶级和个人往往是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心境，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去认识和体验西方文明的，自然其反应式样也不可能是一律的。遗憾的是有些学者却未能如此看待这个问题，比较突出地表现在对义和团民“排外”现象的分析和评价上，如有学者竟把义和团民的排外与清政府的守旧官僚混为一谈：“与魏源、林则徐等发其端绪的进步潮流相对立的是在朝野都占统治地位的顽固守旧潮流。外来侵略的刺激，未能促使他们走向警醒、省悟与革新，而狂热的民族情绪反而淹没了他们有限的理智。……这股顽固潮流，到义和团运动时期更发展到极端，变成仇恨一切外国人和外来事物的笼统排外主义，支配其行动的是狂热的仇外情绪，已毫无理智可言。”②在作者的笔下，义和团民成了丧失理智的狂热民族主义分子，而根本不问这种自发的带有朴素爱国主义情感的群众运动为什么会在短期内迅猛发展？为什么华北各地的民众会如此地仇视洋人？义和团民的仇外心理与守旧官僚的仇外心理是否产生于相同的根源？能否在两种心理现象上划等号？……在一个不算短的时期里，有不少学者都是以批判的口吻谈到义和团的排外主义，并斥之为“笼统排外”、“拒绝先进文明”的，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群体对外反应的一种苛求，起码是离开了特定的历史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