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上翁同龢说帖述论

      关于袁世凯与戊戌变法的关系，世人多谓其“投机钻营”。我曾经认为：“长期以来，不少论者由袁世凯后来的表现，推论其早期与康梁等人的交往，往往谓其伪装维新，将其参加强学会等活动，称之为投机行为，虚假地赞成变法，其实这种评价并不十分确切。”我认为袁氏曾衷心地赞成变法，他对西法的了解，并不在康有为之下①。日前，承蒙翁万戈老先生以袁世凯说帖两件见示，更使我坚定了以前对袁氏的判断。袁世凯呈递给翁同龢的说帖内容颇为重要，坊间未见流传，兹述论如下：

      一、对国际局势的真知灼见

      发生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的德国入侵胶州湾事件，敲响了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警钟，面对瓜分豆剖、任人宰割的局面，许多有为之士纷纷向朝廷上书，痛陈利害，吁请变法。袁世凯呈递给翁同龢的第一个说帖就是在此情势下撰写的。说帖原文如下：

      谨陈管见：窃维自古之天下不能无非常之变，遇非常之变徒焉蹙额疾首，诿为时数之适然，而日听其陵夷衰微，不肯破胶固拘墟之成见，急起变法以应之，恐卒于束手待毙，而不可就药也。今之时局，可谓极非常之变也矣。德人三巨舰闯入胶澳，据为己有，设巡抚以镇之；又遣其亲王济师，是不但显无退志，恐彼亲王到后，更不知有何变局。山东滨海要地，介居南北洋之中，使他族逼处，则海道有隔绝之患，我之海军势将永不克振。论者谓：中国贫弱，不堪用武，亟宜阴嗾他国，兴师助我，当可驱逐德人；抑或商准各国，开口通商，可公处胶澳。此恐未能嗾群雄之斗，饱群夷之欲也。何者？俄法向有密约，英倭近复缔交，四国各有党援，势若分成两敌，以德之中立也。于是，彼四国者，莫不视其向背，以为轻重。夫彼方重之即，安得而背之？虽俄人与我关系较重，睦谊较敦，然亦唯利是视；又岂肯舍公法局外之例，爱我仇德，使德英合谋，增树勍敌以自诒伊戚也哉。是诚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且夫俄已俨然认东北数省入其版舆；英复隐然视大江南北在其掌握；倭伺浙闽，法图滇桂，鹰瞵虎眈，各奋得时则驾之志，德人既发难于先，诸国将效尤于后，沓来纷至，群起而与我为难。数年前，西人有瓜华之谣，并具图说，遍传五洲，以今日时势揆之，似此谣不为无因，此诚可危之甚也。且夫我之忍尤含诟，降心俯首以相从者，不为不至矣，而人初之怜也，既力遏势禁之不能，复理谕情动之不可，若复蹈常习故，不知变计，拱手坐视，听客所为，彼亦公然不让，择肉而食，长蛇封豕，肆其贪残，吞噬之余，所存有几？窃恐海疆日蹙，而关税之征，盐漕之入，向所资以裕帑藏，充度之者，一旦攘夺殆尽，而举不复为我所有，区区弹丸，何以立国？虽曰：积薪厝火，尚未及燃；而切身之灾，固已日忧其近矣。自甲午军兴之后，朝野士庶，凡稍识时务之辈，莫不争以变法为言，陈事者，条说甚祥，而饬下各行省遵办者，亦复指不胜屈，乃因仍迁就，迄未有实而见诸施行者，庙堂亦优容勋旧，不加督责，似此变法，终未有期，然而事变迭乘，人不我待，痛切于剥肤，厄甚于倒悬，又何可不幡然振厉，以图挽回补救于万一，《易》曰：穷则变，此其时矣。第于积重之秋，骤行变法之政，兹事体大，猝难毕举，而究其所最要者，如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实属瞬刻不容稍缓，诚就斯三者，而实力变革，汰其宿弊，矫其积习，用以培养元气，护持根本，二三年间可望自立；纵不能抗拒群雄，保我全局，而划疆自守，政自我出，犹可多存数千里土地人民，以为异时徐图恢复之计。世凯虽至愚憨，亦略知忌讳，何敢妄肆狂瞽之舌，故作不祥之论？第念覆巢之下，讵有完卵，栋折梁崩，孰免倾压？情急势迫，敢不尽言？临颖涕泣，伏乞留意，幸甚。

      袁氏说帖，要言不烦，纲目略备，声情并茂，感人颇深。惟该说帖未署递上日期。翁同龢在其封面用墨笔批写到：“袁慰廷说帖，十二月初七日到，论各国情形甚当，变法，空。”可知袁氏是在光绪二十三年胶州湾事件爆发后一个多月，向翁氏进言，翁同龢作为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奉光绪皇帝之命，负责办理对德国的交涉，袁氏说帖恰好为他提拱了解国际局势之借鉴。

      胶州湾危机期间，许多京官纷纷向朝廷上书，陈述他们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但是，把他们的奏章与袁氏说帖比较，便会清楚地看出，袁氏的观点要比这些京官高明得多。

      同一时期，康有为也频频上书言事，其自编年谱略谓：“德人发炮据胶州，虏去提督章高元，朝廷托俄使言和，德使甚桀黠，翁常熟及张樵野日与议和未就。日人参谋本部神尾宇都宫来觅鄂督张之洞，请助联英拒德。时经割台后未知日情，朝士亦多猜疑日本，恭邸更主倚俄，乃却日本之请。吾走告常熟，明日本之可言……乃为御使杨深秀草疏请联英日。”②

      康有为不但在翁同龢面前，充当说客，而且他还以自已的名义呈递《上清帝第五书》，并为杨深秀、陈其璋、王鹏运三位御使代拟奏折，请联英国、日本，以制服德国而坚俄助。随着俄国兵舰强占旅大，康氏再度提出“请尽开沿口海岸，以利益各国”，“许其遍地通商，公众共保，则俄人亦必不能独肆要求。”康有为的这些“救世良方”在袁世凯看来都是行不通的。袁世凯说帖批评“亟宜阴嗾他国兴师助我”，或者是“商准各国，开口通商”以挽危局的做法，均是与虎谋皮，根本行不通。当时，国际局势的发展证明了康有为及其同伴们的建议大多是一厢情愿的书生空谈，而袁世凯对中外关系的论说却多是真知灼见。袁氏久驻朝鲜，折冲樽俎，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而当时的朝鲜，正为列强瞩目，日、俄、英、德勾心斗角。袁氏作为宗主国的代表，同这些国家的使节频频过从，故对国际事务之了解，自然要比京官和书生们深刻得多。

      二、改革国内政治的蓝图

      在袁世凯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的说帖上，翁同龢批写了“变法，空”三个字，意思是袁氏的变法建议太空洞无物了。翁氏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该说帖的主旨是在谈国际局势的发展及清廷的对策，虽然提到出路在于“幡然振厉，以图变法”，然而，究竟如何变法，袁世凯并未深论。袁氏的变法主张是在第二个说帖中详细提出的。该说帖原文如下：

      续陈管见：窃闻德案已结，胶澳议租，扰攘顿息，大局幸甚。惟闻英人有利益均沾之说，南洋各口，未免可虑。或者俄英交相牵制，英未敢先发难端，尚可望其相安，然各国教士，布满内地，中国官民，多未悉洋务，稍有龃龉，动贻口实，借端寻衅，任意侵削，使不隐忍迁就，无以弭目前之祸，使徒遇事忍让，而夷情无厌，又不知伊于胡底，即或联与国，结强邻，冀得一时之安，而人终不能代我受祸。查五洲万国政治法度，率皆随时变革，与日俱新。我中国地大物博，足资富强，乃独蹈常习故，因循泄沓，不克自振，揆时度势，终难自存。日本变法，雄称东亚，缅、越守旧，渐就澌减，近事之效，彰彰甚明。第于积重难返之秋，欲行改弦更张之事，疑信参半，殆不啻筑室而谋之道旁也。且上自庙堂，下逮各行省，欲于崇朝之间，尽革其深锢隐微之弊，亦知其难也。然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纵不能合朝野上下，一一舍其旧而新是图，而切要易行之端，要当及时而力求振作，似宜先遴饬二三忠诚明练督抚，姑参仿西法，试行变革，于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责其所为，不以文例相绳，不为浮言所动，期以年限，专其责成，俟有成规，再迅饬各省循法推广。今之疆臣每曰用人为朝廷之责，理财为户部之责，练兵为将领之责，几若置身事外。抑知近年来政治事权多归疆臣，如疆臣不肯留心人才，秉公保荐，朝廷何得而用之？疆臣不肯清查税课，开源除弊，户部何得而理之？疆臣不肯筹饷造械，严刷陋习，将领何得而练之？该疆臣等身膺重寄，遇事诿卸，而事权又悉属其手，虽有良法美意，奉旨饬行，往往为其所持，无论庙堂如何忧勤，如何筹划，而卒归于无济。倘能严饬各疆臣，破其锢蔽之习，认真变法，实事求是，不出十年，可冀自强，五洲各国，孰敢蔑视。即或勋旧疆臣，未便屏弃，固可厚禄以养之，崇秩以荣之。至天下事非才不理，断不宜值此累卵之危，使膺国家之繁剧，而托诸优游之岁月，以至误国误民，并误其身，得失利害，较然可见。夫各国之所以富强者，不过用变法之人，行变法之政。我之所以贫弱者，不过用守旧之人，求变法之治。人与治殊，才与事违，以此望治是欲南辕而北其辙也，必无幸矣。前陈管见，未尽欲言，故复续申其略。冒昧妄渎，曷任悚惶，伏乞垂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