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光绪帝所处的地位及其亲政时的主要业绩，阐明他是一位资产阶级化的爱国皇帝。 ［关键词］光绪 资产阶级化 现实条件 具体表现 突出表现 再分析研究有关历史资料，笔者认为，把光绪帝仅看成是位开明的爱国皇帝是很不够的。从其政治属性而论，他应是资产阶级化的爱国皇帝。 一、光绪帝所处的社会地位，为其思想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准备了现实条件 光绪虽深居宫闱，其耳濡目染的是封建主义的“精粹”。他“汉学经说并加浏览”，“旁及宋元版本，皆置懋勤殿左右”①。但是，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割地赔款后，他对自己原已有所怀疑的、被封建地主阶级奉为圭臬和国粹的“中学”之道甚感失望，对自己藏于懋勤殿内的汉学经书“怒甚，谓此皆无用之物，命左右焚之，太监跪请不许”。②因此，从光绪个人品质、历史因素和社会环境而论，其思想必然会发生转变，接纳近代资产阶级思想。 第一，从其个人品质来说，他“喜欢看新书，……也喜欢人上书言事”。③光绪欲焚懋勤殿内汉学经书后，“大购西人政书览之”。④尤其当时，西学东渐已成风潮，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已成了时代的强音，维新学说随处可闻。光绪读了冯桂芬、陈炽、汤震等人的著述以后就“大为感动”。⑤召见康有为四天后，即令“枢臣廖寿恒来，令即将所著《日本变政考》……立即抄写进呈。”⑥康有为也说：“一卷甫成，即进上，上复催，又进一卷”。⑦他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如此感兴趣，无疑有益扩大政治视野，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也自然会对他造成影响。对此，其好学情怀构成其思想转变的良好基础。“讲西法甚熟，皆远出诸大臣万千”，⑧即其明证。所以，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指出：“光绪帝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颇有所作为。”⑨光绪帝也曾批评过守旧大臣，“对于西洋思想是从来没有给予过适当注意的，而且对于世界的进步也漠不关心”。⑩况且作为光绪深为尊重的启蒙老师翁同和，也是开明的爱国学者，他的思想自然会对光绪起潜移默化的影响。甲午战后，光绪明白变法维新求强道理时，就得到其鼎力支持，协拟诏令，锐意变法。所以，光绪的思想转变具有良好的内在因素。 第二，从历史因素来说，在中国的宫廷中自明末以来就有西方传教士频频活动。如利马窦是罗马学院著名数学家克拉维斯的学生，邓玉函是一代科学巨匠伽利略的挚友；欧洲著名学者，如庞迪我、艾儒略、熊三枝、汤若望、南怀仁等等，均是硕学之士。(11)传教士们在为其“上帝”服务宣传教义同时，也或多或少地传播西方文明，介绍先进的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因此，光绪即使深居宫室，也能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鸦片战争后几十年中，大量外国传教士涌入中国，使西学东渐形成大潮。这种历史因素必然会对早期光绪思想的形成造成影响。 第三，从社会环境来说，中国社会现状迫使光绪的思想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变。一是中日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黑云密布神州大地，帝国主义列强饿狼般扑面而来，争相折骨剔肉，瓜分宰割。诚如宋伯鲁所说：“自胶州据后，强邻以藩属待我”，(12)“山西铁路、矿务既借与俄，直隶、山东、山西练兵皆请俄教习，是北方非我有也；长江，吴越厘金与英，是南方非我有也；顷又闻琼州已为法据，大连将让与俄人”，整个中国到了“国势既衰，一言恫唱，俯首听命”的境地。(13)马建忠也对当时中国面临瓜分豆剖的严重危机深感忧虑，他在《适可斋记言》中表达了他的郁郁心情：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陵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长官；其大小商贾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14)二是社会上民不聊生，一片赤贫。由于连年来的败绩，巨额的赔款，以及封建官僚的贪污舞弊，使得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到了“几无练兵之饷”的程度。而面临困境的中国百姓，在饥饿的驱使下或背井离乡，或揭竿斩木，中国社会正处于“譬诸厝火积薪，廪然不可终日”的境地。(15)面对国穷民贫，内外交困的环境，就使作为一国之君的光绪不能不对中国社会进行新的反思。鸦片战争后几十年的历史表明，中国社会已无法死守往昔诗书礼义那一套了。中国社会唯有在社会大动荡中作出新的选择，才有出路。于是他着手研究日本国的历史和现状，决定把日本明治维新的那一套搬进来，作为中国进行变法的模式。足以显示出他的资本主义倾向之昂扬。 二、光绪敢于背弃本阶级的传统政策，积极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其思想转变的具体表现 控制、干预和约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甲午战争前是清政府的传统政策。无论是排斥一切新事物的顽固派，还是主张采用新生产技术的洋务派，都从未放弃过这种传统政策。顽固派认为“西洋机器”是“坏我人心”的“奇技淫巧”。他们“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16)洋务派主张采用外国技术，则只是为了把它控制于自己手中，以巩固封建统治和加强本集团的经济力量。1878年，李鸿章筹办开平煤矿时，就声明：“不准另立煤矿公司，土窿挖出之煤应尽厂局照市价收买，不准先令他商争售。”(17)但光绪与他们绝然不同，而是重视和积极地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方面他有如下三点主要表现： 第一，设局办厂，讲求制造。1896年，光绪在上谕中就要求：“多设织布织绸等局，广为制造”。(18)1897年上谕中又指出：“通商惠工，务材训农，古之善政，”(19)“业经议行及现在交议各事，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即当切实况第举行”。(20)要求只要有关国计民生的尽可举办。至于设局之举，1895年和1897年，在光绪的旨示下，总理衙门“拟请饬下各督抚，于省会设立商务局”(21)，并重申“设局招商，各就本省物产之宜，量筹制造”。(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