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涌现过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时至今日，对于刘永福“侵越”及其“叛变”问题的争论仍在不断进行，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观点主要有三： 一、刘永福是“土匪”、“雇佣军”、“流寇”等。陈渡在《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撰文，指责刘入越是“打着援越抗法的旗号，实则是武装侵略越南”，并且认为“由于刘侵越有功，从而被清政府授予高官厚禄，成了农民起义军的可耻叛徒。” 二、称赞刘是“久旱的甘雨”、“俾依的长城”、“中越人民友谊的见证”。（见蒋中礼《刘永福入越及其抗法斗争》）一些史学前辈通过分析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刘“临难不屈，见危授命，大雄无畏，真乃叱咤风云之英雄也”。认为刘接受清政府的封爵是能屈能伸，“见危授命”。 三、认为刘功过相抵。肯定刘在中法战争前领导农民起义时不愧为一代楷模，英勇善战，为反帝反封建斗争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但中法战争时，刘最终“抵制不了清朝当局官爵的诱惑，投入清朝统治者的怀抱，成了可耻的叛徒”。（见《近代中国讲稿》400-418页） 上述三种观点在史学界争论异常激烈，而且各持一端，每派都想通过各种史料古籍，搜寻佐证，以使自己的观点得到史学界公认。对于上面三种观点，笔者翻阅了大量书籍、史料，认为，对于刘是不是“侵越”及其“叛徒”的问题不能仅仅从某件事情上去吹毛求疵，而应该历史问题具体分析。 1865年，出身贫寒的刘永福参加了广西农民起义军吴亚忠领导的队伍，两年后由于清政府的残酷军事镇压，被迫转移至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中越边境一带，聚众耕收，设关抽税，独树一帜。从这里可以看出，刘是由于起义军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而不得不退驻越南的。刘入越后，广西农民起义军的残部也由黄崇英带领纷纷撤入越南，割据自雄，由于此，陈渡也说“刘和黄在越活动期间……在相当大的规模上具有破坏、抢掠、杀戮等许多暴行。严重伤害了越南劳动人民的感情。”这话不假，由于当时起义军的两派黄与刘所持的政治主张不同，从而火拚，“黄宗英阴通法人，独占红河上游之利，至法人在越南，系以安邺，黄为前驱，同治十二年法人破河内……（见《中国史学考》230页）事实证明，入越后黄已堕落为法国侵略者的帮凶和奴仆；而刘未入越前对部下说：“现日安南地方，多被白苗、瑶人霸据称雄，蹂躏越境，百姓呼号无门，越王岁兵攻击，屡败告北。我等现在广西，无大作用……以弟愚见，去往安南地方，随机应变。”（见《刘永福历史草》，罗香林著）由此可以看出，黄到越南后，是为了独占越南，从而称雄安南；而刘入越则是为了稳住起义军阵营，以图东山再起。刘与黄的在越斗争，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给越南人民造成了战争灾难，但以此而确认刘是侵略越南显然是不正确的。再者，刘入越后，主要做了两件好事，一是消灭了此地的封建割据势力盘文玉部，二是反抗了法国对越南的侵略，此后，又铲除了“强横霸收”的保胜霸主何均昌。在越南人民心目中，刘的威望很高，深得人民的爱戴。剿灭盘、何，这对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减轻人民的痛苦，安定越南地方以及聚集、巩固和发展越南北方的抗法力量，无疑都是有利的，因而它的正义性也是不言自明的。那么，刘入越究竟性质如何？是“武装侵略”，还是“抗法援越”，笔者认为都不是。且看当时的国内局势，由于太平天国的失败，导致全国革命处于低潮，而吴亚忠的错误决策，使起义军连连失利，起义军内部人心纷乱，加之清军大兵压境，刘为保存势力，以求生存和将来的发展，从而转移越南，这不能视为“流寇”；刘入越后并未烧杀抢掠，而是除霸安良，这不能视为“土匪”；刘永福在夺取保胜时说：“一则为越王出力，一则为自己栖身，”又说：因何均昌“各种关卡抽丰甚多，伊乃强横霸收，并非越王命”。由此可否定“雇佣军”之说。刘为了在越南站稳脚跟，从而扩张自己的势力，在法军侵略越南时，伸出臂膀抗法，可不可以说是“抗法援越”，这个问题曾争论不休，笔者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刘是没有这个思想境界的，那么，刘为何要打击法寇，从而“惹火烧身”呢？从众多的史料记载可以看出，这完全是由于黄旗军欲吞并刘的黑旗军，黄买通法人对抗刘，而刘不得不还击的结果，为此，那些认为刘是“抗法援越”的观点便不攻自破。刘在越期间，曾做过几件深受越南人民赞扬的好事，但他在越南也制造了战争创伤，给越南人民带来了战争之灾，这是不容置疑的，这与“武装侵略”要截然分开，虽然刘制造了战争之灾，但他并没有在越南划分殖民地，也没有统治越南的野心，正如他自己也说过：“尔入越地，意在栖身”（见《刘永福传略》）由此可以肯定，刘入越既不是“抗法援越”，也非“武装侵略”，完全是为了保存起义军的力量，从而入越发展自己的势力，为以后反攻清政府作长远打算。 中法战争爆发后，刘成了清政府的官员，有人认为这是刘“投降叛变”清军的可耻行为，也有人认为这是“临危受命”的高风亮节，能屈能伸的行为。笔者对上述两种观点都不赞成。我认为重要的是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接受清朝的封官？当了官去干什么？此时黑旗军的性质起了决定性的变化没有？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即看它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还是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山西战役前夕。清政府鉴于中法两国之间的战争已迫在眉睫，开始对刘实行招抚政策，但是必须指出：第一，这种招抚政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抵抗法国侵略者，而是为了控制黑旗军，以便作为向法国侵略者实行妥协投降时讨价还价的一个砝码；第二，清政府在财政和装备上对黑旗军的援助只说不做，有名无实。仅仅是为了宣传而已；第三，这种招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借刀杀人，消灭黑旗军。关于后一点，四川总督丁宝桢在光绪八年五月四日的奏折中说得十分明白：“明为抚恤，暗则资其接济，俾其为法国别树一敌。倘该‘匪’幸而获胜，越国既感代筹之德，而我并不居保护之名，法国亦无以借口；设此类竟为法国所歼，亦隐为中国除一大患，驱狼斗虎，似属一举兼得。”由此可见，清政府给刘封官晋爵，并非出于真心，而刘为何接受了此官，这一点有其历史原因。当时刘接受了南澳总兵一职，乍一看好象是清统治者的一员无疑，但我们还需进一步看他当官后究竟做了些什么事。中法战争爆发后，刘接受清朝封官，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其一，在台湾领导抗日，进行过无数次英勇卓绝的斗争；其二，1898年平息海南罗格围关、罗二姓的械斗，从而免致“十数万生民、无辜毙命”；其三，1898年平息广府李、黄二姓的争斗，督宪李鸿章派刘前往弹压，刘未杀一人而使械斗平息；其四，1907年刘因病回钦州，适值三那人民开展反糖捐的斗争，清军围攻钦州城，刘十分同情和支持三那人民的正义斗争，并布置家人拿起武器，准备反抗。从这四件事可以看出，刘虽然为“清官”，但他并没有充当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工具，没有成为“清朝的一条走狗”。所以，笔者认为，把刘接受封官说成是起义军的“叛徒”和“无耻败类”似觉不妥。而一史学前辈则认为刘是“临危授命”，能屈能伸。当时刘之所以接受清朝封官，是因为，1882年5月法国侵略军占领河内，清政府深感越局势已有燃眉之势。为了“固围绥藩”的目的，以帮助越南“治盗”为理由，命令中国军队进驻越南。入越的中国军队分为两支：“一支由桂军组成，由广西布政使徐延旭率领，驻防越南北宁一带；另一支由滇军组成，由云南布政使唐炯率领，驻防越南山西一带。（《中法战争》118页）但是，由于清政府中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李鸿章之流，对法国侵略越南的行径自始就是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后来更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因而使进入越南的中国军队从一开始就从精神上被解除武装，根本缺乏抵抗侵略者的思想准备和战斗意志。在这条投降主义路线的支配下，清政府不敢理直气壮地宣布，中国军队入越作战是为了反对法国对越南的侵略，保卫中国的领土不受侵犯，而只敢说成是为了帮助越南“捕盗”、“治盗”。认为：“彼之取越南以捕盗为名，则（中国）正可借捕盗之名以相制。”（《中法战争》120页）因而，驻防越南的滇军和桂军起初还是不敢自称为中国军队，而只是打着黑旗军的旗号。由于中国军队没有也不敢积极备战，加之徐延旭长期坐守龙州或凉山，遥控前线，而不是亲临北宁前线指挥作战；驻防北宁的桂军两统领赵应池和黄桂兰，一个是“畏事，先私后公”，另一个则是“日夜喝得花天酒地，正如太平景象，歌舞湖山，日惟拥越妹寻乐……部下亦毫无纪律，安南之人怨之刺骨”。（《中法战争》94页）并且，由于清政府早已同法军约法三章，决不互动干戈。为了消灭黑旗军，清政府假借招抚政策（前面已论述过），从而利用刘与法军的矛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刘与法军的战争已持续了多年，刘此时军队的“粮饷不足”。“兵力及装备欠佳”等矛盾也随之出现，而且这时，山西失守，法军长驱直入，在短短的五个月内，就接连从清军手中夺取了北宁、太原、兴化、宣光等重要据点。在侵略军的进攻下，清军一败涂地，望风而逃。山西失守不久，法军又出动了对北宁的进攻，而桂军在山西被围时却视而不救。在这些情况下，刘为了解决自己军队在“粮饷及装备”上不足的矛盾，加之对桂军的愤慨，从而接受清朝的封官，率部赴援北宁，同滇军配合作战，围攻固守宣光城的法国侵略军达七十多天之久，在左育战斗中，黑旗军用火攻全歼了河内前来援助宣光的五千法国侵略军；1885年3月23日，黑旗军与越南人民起义军在临洮大败法军，一系列事实说明，为了祖国的荣辱以及祖国的领土神圣不可侵犯，刘表现出了英雄主义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正因为“爱国”，（当然也不能排除为了自己军队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刘暂时接受了清朝封官，这不能说成是“临危受命”，能屈能伸，更不能一概而论为“叛徒”。为此，仅凭刘接受了清政府封官而把刘功过相抵的作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