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列强对华掀起第一次割地狂潮，造成清政府的边疆危机，一时我国的台湾、新疆、云南、广西等周边省区先后受到威胁，作为清王朝藩属国的琉球、越南、缅甸等更首当其冲。时任翰林院右春坊右庶子，又是日讲起居注官的陈宝琛，面对内忧外患的频仍，积极在清廷内外评论时政，有的放矢地上书言事。他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弹劾权臣，指斥弊政。对外分析形势，倡言反对侵略；对内力言公正，呼求整饬纲纪。当时，他们几位言官自然而然地在政治舞台上形成了一个没有组织的无形派别，时人称之为“清流派”，或曰“清流党”。陈宝琛是其中的健将，几乎“有左右朝野舆论之权”。中法战争爆发后，他一如既往地勇敢倡言，并上疏自请“不辞效用”，于是被任命为会办南洋事宜大臣，赶赴江宁协助南洋大臣曾国荃部署海防江防事宜。由于他在战争初期曾向朝廷力荐云南、广西布政使唐炯、徐延旭二人堪任军事。但唐、徐却在越南前线相继溃败。陈因“荐人失察”之过，受降五级调用处分，返闽休闲家居20多年，直到溥仪登极后，才应召入京，重新起用。陈宝琛虽然没有到战争前线跟法国侵略者对阵，但他对中法战争却十分关心，发表了许多有益的见解，也充任了防法抗法的会办南洋事宜大臣，颇著辛劳。他与中法战争的关系不可谓不深。 一 清朝同治、光绪两代，由言官们形成了一个没有组织和纲领的政治派别，被称为“清流派”或“清流党”，大体上以中法战争为界线，分为前后两辈。前辈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领，陈宝琛、张之洞、张佩纶、宝廷、黄体芳、邓承修等人为健将；后辈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盛昱、王仁堪为中坚，接着又有文廷式、志锐、黄绍箕、丁立钧、张謇等参与，直至清末。他们每遇应言之事，一拍即合，互相呼应，纠弹声讨，争斗搏击，在当时的朝廷中颇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也很有影响。如陈三立所作《陈文忠公（宝琛）墓志铭》云：他们“皆言人所不敢言。当是时公与宗室侍郎宝廷、张学士佩纶、张文襄之洞并以直谏有声，天下想望风采，号为清流。尤推公能持大体云”①。近人徐一士也说：“陈于同治间入翰林。光绪初年，与之洞及张佩纶、宝廷等同为清班中最以敢言著者，主持谠议，风采赫然，锋稜所向，九列辟易，时称清流党焉。”② 同治末年和光绪初年，正值19世纪70-80年代，列强见中国易欺，竟蜂拥而至，造成中国的边疆危机：美国继1854年派舰“访问”和考察台湾之后，1867年武装进攻台湾失败，便于1874年纵容和支持日本，以台湾高山族居民曾误杀琉球船民为借口，公然出动武装，阴谋乘机吞并我藩属国琉球和侵略我台湾，引起严重的交涉；1875年2月，英国派遣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由云南入缅甸，带引其武装探路队从缅甸的八莫进入云南，进攻腾越（今腾冲）。后来英兵受阻，马嘉理被杀，英国即以所谓“马嘉理案”或“滇案”为借口，提出交涉，妄图打开我西南门户，侵略我云南边疆；新疆各地60年代受陕西回民起义的影响，曾掀起大规模的反清斗争，中亚的浩罕汗国竟派阿古柏入侵新疆南部，建立所谓“哲德沙尔汗国”。英、俄乘机与其订约，进行拉拢。沙俄还于1871年出兵占领伊犁一带地区。湘军将领左宗棠在平定陕甘回民起义后，于1876年进军规复新疆，后来阿古柏暴死。清政府旋派吏部左侍郎崇厚为全权大臣，前往俄京圣彼得堡，会商交收伊犁问题。昏庸无能的崇厚受俄人的愚弄竟草签“里瓦机亚条约”，除收回伊犁空城之外，竟丧失伊犁西、南富饶险要的大片领土，因而遭到全国人民的普遍反对。清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下令处分崇厚，并改派曾纪泽赴俄重新谈判，沙俄居然出面要挟清政府释放崇厚。法国殖民势力早在17世纪，便开始将魔爪伸入我藩属国越南。19世纪70年代起，法军进而企图取北越为跳板，觊觎我滇桂地区。由于它锋芒毕露，终于引爆了中法战争。 面对以上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清流派”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局，纷纷上疏陈述己见。 陈宝琛上奏指出：“自道咸以来，中国为西人所侮，屡为城下之盟，所定条约挟制欺凌，大都出地球公法之外。”“日本既与我立约通商，无故擅灭琉球，虏其王，县其地，中国屡与讲论则创为两属之说，横相抵制。……况所割南岛皆不毛之地，置为甄脱则归如不归；若用以分封尚氏苗裔，则贫不能存，险无可守，他日仍为倭奴所吞并，此分割琉球之说断不可从者也”。他主张：“莫如暂用羁縻推宕之法，彼去年以此法待我，今我不急急与议，彼又何辞。而我则专意俄事，俟定约后拥未撤之防兵，待将成之战舰，先声后实，与倭相持，如倭人度德量力，愿复琉球，守旧约，是不战而屈人也；如其不应，则闭关绝市以困之，倭商以海鲜为大宗，专售中国，岁食其利，若中国禁其互市，势必坐困。华商在东亦停贸易，则彼榷税益绌，……不然案一结则琉球之宗社斩矣，约一改则中国之堤防溃矣。俄以一伊犁饵吾改约，日本又以一荒岛饵吾改约，是我结倭
以防俄而反受其绐，倭乘俄衅以挟我而坐享其利也。一月之内既辱以北，复蹙于东，国势何以支，国威何以振哉！”③ 他还预见性地指明了沙俄对我东北，日本对我台湾的侵略野心。他说：“俄隙虽饵，而与俄最近者莫如关东；倭患未形，而与倭最近者莫如台湾。”而“台湾扼闽海咽喉，为七省门户，……今琉球沦矣，邻警益逼”④。 张之洞则认为：崇厚所签之约有十大谬误，他痛斥崇厚“至谬至愚”，所以不改此约即“不可为国”⑤。他说，“平生而论，俄事自以不决裂为胜，法事即决裂亦复何妨？横逆太甚，一味容忍，何所底止？”⑥并指出：“窃唯法国图越窥滇，蓄谋已久，五年前与立十四条之约，越已为法所箝。比者海上传闻，法人兵船突入彼东京而踞之，则越将为法所并。从此溯流入滇，强开商岸，南徼亦为兵冲；中国自固藩篱，断无坐视之理。”⑦ 张佩纶则表示：“臣唯法越之冲，论地势则逼于俄之争伊犁；论敌情则横于倭之袭琉球；论海氛则等于西洋之驻澳门、英人之索香港。……此诚朝廷所宜长虑却顾，熟思审处者也。”⑧ 陈宝琛等不仅对外患敢于发表政见，内政方面的弊端，同样不畏权势，敢于抨击。从《陈文忠公奏议》可以看出，他从光绪六年七月至十年八月的四年零一个月中，便写了《请责枢臣迟延贻误折》等27篇奏章，提出了许多应兴应革建议，其中特别值得介绍的有两件事：一为庚辰午门案；一为检举曾国荃重用陈湜贪鄙骄纵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