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阶级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的阶级。它既不同于地主阶级，又有别于资产阶级；它既与中国的官僚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为外国殖民者掠夺中国人民服务，它们在夹缝中生存、发展、分化。买办阶级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它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有其独特的作用。本文试图就这个阶级在它形成的早期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作一些分析。 一、买办阶级的形成 买办阶级脱胎于中国近代早期的买办。买办原意是采买者。中国清朝中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西方来华商人不得和华商直接贸易，只许和广州十三行进行交易。但是外商在华期间因生活等需要可雇用一些人员如购买食品、内务杂役等。这些被外商雇用的人员被统称为“采买者”。这些人就是买办的前身。但是，他们仍要受清政府的严格限制，外商是不能自由选择的，如人数、对象等都由十三行推荐代择，并且由十三行“结保”等。这些人在外商中的职责也是很简单的，只负责外商中的内务勤杂，并不准涉足商贸活动。 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扩大，对外贸易量增加，外商必须选择一批熟悉中国国情而又可靠的中国人来代理业务。早期外商商馆雇用的采买者就充当了外商扩大对华贸易中的第一批买办者。买办代外商在华进行广泛的商贸买卖活动。如贝德福洋行老板勃吉斯需要解款时开出便条，收款者即可凭此条向该行买办马劳生取款。这里的马劳生实际上成为贝德福洋行的出纳会计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买办代理外商活动已经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如买办可以携带巨款直接下乡和地方丝茶行签订“预约交款”合同②。买办和中国内地商人签订交易合同，收货付款，无需再事先取得外商的同意③。中国近代买办阶级的形成是在19世纪70年代。早在19世纪50年代史料就有记载：“五口夷人夷商，所用华人难以数计”④。60年代李鸿章曾称：买办“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⑤。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首先必须有它自己的经济基础。买办阶级的经济基础是他们在从事买卖活动中逐步形成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商对华贸易业务拓展，依靠雇用大批中国买办。中国买办亦在为外商服务中逐步积累了自己的资本实力。象大买办唐廷枢、徐润、顾春池、陈竹坪等人都拥资百万两。如上海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资本140万两，买办投资竟占100万两⑥。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一批大买办的出现，一个新兴的买办阶级在中国形成了。这一阶级不但有他们共同的经济基础，还有共同的政治地位，即政治上开始投靠外国人并受外国的庇护，享有治外法权⑦，后又转身纷纷捐官买爵投入中国封建官僚体系，从中外两方面寻求政治庇护获得政治地位。中国买办阶级是外国殖民者掠夺中国人民过程中孳生的副产品，也是中国封建势力向外国侵略者妥协的产物。 二、买办阶级在中国近代的客观地位 对买办阶级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活动，以往史学界基本倾向是持否定态度的，即认为他们既是外国殖民者掠夺中国人民的代表，又是中国官僚地主阶级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帮凶。上述观点有其历史依据和道理。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察，早期这批买办阶级对引进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是有一定推动作用的。下面，我们试图就此作一些分析。 第一、买办阶级成功地协助晚清开明官僚搞起了洋务运动，创办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批近代工业，这对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无疑是有助益的。现在，我们对晚清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所搞的洋务运动的客观作用有了统一的认识：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⑧。从我们现有的可靠史料看，我国最早的民营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是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设立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此后，一些商人参与创立民营资本主义企业。但是，与同期的洋务运动创办的近代工业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从李鸿章于1865年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起，到甲午战争洋务运动失败，共创办大小军用企业24个，民用工业企业20多个⑨，这些洋务派创办的所有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都是经过买办亲手创立的或者是由买办协助创立的。如江南制造总局总管丁日昌是“以诸生充洋商雇用”的买办⑩。大买办唐廷枢、徐润无一不是以“精通洋务”而被洋务派委以重用。洋务派在创办近代工业企业时，一开始多把创办企业的事务交给洋人。如李鸿章委派英军军医马格里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任用法人日意格创办福州船政局，奕任用英人密妥士创立天津机器局等。但这些洋人于机器“未甚精核”，又从中贪污舞弊，洋务派才把创办企业以及经营管理权转交给这批买办来管理。如：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曾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后又兼任开平矿务局总办；宝顺洋行的买办徐润当过轮船招商局的会办，后又担任热河金银矿务局总办；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先后担任招商局和上海织布局总办。可以说，买办帮助洋务派创办近代工业本身就是洋务活动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洋务派是创立近代工业的决策者，买办阶级则是直接的经营管理者，他们共同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第二，这批新兴的买办阶级在从事买办和办洋务活动中积累了资本，有相当部分直接投资购买外国机器设备和技术，创办近代民族工业企业，这对推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无疑又具有积极的客观作用。中国近代的民族工业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民族资本创办的大小近代企业共有一百二、三十家，而其中规模或影响比较大的都是买办阶级创办的。如1882年，大买办徐润等人参加集股创办的上海同文书局，资本累计达10万多元。1887年由买办严信厚在宁波设立的通久源轧花厂，创立资本就达5万两。在这100多家早期创办的民族工业企业中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资本总额上，都是买办创立的企业占绝对多数和优势。即使一些不是由买办亲自创立的企业也有买办投资参股。由买办阶级创立的我国近代最早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奠定了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基础。后来，相当一部分买办脱离洋行买办职业走上独立创办民族工业的行列，象当时在买办界有很大影响的唐廷枢、徐润等都离开洋行去创立民族工业。这批买办对推动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这部分人也从他们脱离买办走上独立创办民族工业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有的还成为民主革命者和民族救亡者，对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