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维新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之一。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抨击封建专制，鼓吹维新变法，为推动改革事业竭尽全力，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为此，在他逝世以后的80多年里，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 1899年1月，谭嗣同刚殉难4个月，梁启超就在《清议报》第4册上发表《谭嗣同传》，大略勾勒了谭嗣同的一生，但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且许多事迹是虚构的。辛亥革命时期，梁启超又陆续写了一些纪念谭嗣同的文字，将他描绘成是一个标准的改良主义者；与此相反，一些革命党人则把谭嗣同说成是反清志士，发表文章宣传谭嗣同在《仁学》中的反满意识。自然，这些都还称不上是真正的历史研究，仅仅是借谭嗣同来表达各自的政治观点而已。1917年，上海文明书局铅印了《谭浏阳全集》，这是第一本谭嗣同文集，虽称全集，实际搜罗却很不齐全。三、四十年代，一批研究谭嗣同的论文著作相继问世，其中有谭丕模的《谭嗣同论》，杨荣国的《谭嗣同的仁学思想》等。由于这一阶段正处于抗战时期，因此人们着墨较多的是介绍谭嗣同的生平和爱国主义精神。 从建国以后到“文革”前夕，谭嗣同是史学工作者较为关注的历史人物之一。三联书店、上海出版公司于50年代先后出版了《谭嗣同全集》和《谭嗣同真迹》，《湖南历史资料》也发表了一批谭嗣同的未刊书信，表明人们在资料整理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这一时期，各种报刊共发表谭嗣同研究论文50余篇，涉及到他的政治属性、哲学思想、经济主张、生平活动等方面。1957年，杨廷福先生的《谭嗣同年谱》问世。之后，杨荣国的《谭嗣同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李泽厚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等论著相继出版，形成了谭嗣同研究的良好趋势。遗憾的是，在“文革”期间这种趋势被人为地中断，寥寥可数的几篇文章也都反映出“左”的倾向。 “文革”结束后，谭嗣同研究迅速复苏。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蔡尚思、方行编的《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了由徐义君著的《谭嗣同思想研究》和邓潭洲著的《谭嗣同传论》。前者较系统地论述了谭嗣同的政治观点、哲学思想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基础；后者则先概述谭嗣同的一生，再就他的思想进行专题评论。1986年，河南教育出版社又在“近代人物评传”系列中推出了李喜所著的《谭嗣同评传》，该书对谭嗣同的毕生思想言行按三个阶段进行绘饰，并分析了它们产生的社会背景。除专著外，近十余年来在省级以上报刊上共发表了谭嗣同研究的论文约90篇，它们除继续探讨谭嗣同的哲学体系、政治思想、经济观点外，还涉及到谭嗣同的教育伦理思想、逻辑思辨形式、就义前的心理状况等方面，并对他的生平事迹作了更详尽的考证与推敲。这些都表明人们已不再仅仅满足于争论历史人物的政治属性、思想派别，而开始从社会、心理、道德、逻辑等各种不同的新角度，更全面地剖析历史人物的外部环境与内心世界，从而大大拓宽了谭嗣同研究的视野并增加了研究的深度。 在港台方面，谭嗣同研究也颇受重视。据不完全统计，自50年代至今，港台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有关谭嗣同的文章数十篇。令人欣喜的是，谭嗣同这位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还引起了许多国外学者的关注，尤其是日本学者一直对其怀有浓厚的兴趣。仅据粗略估计，从50年代到80年代末，日本学者就发表谭嗣同研究论文近40篇，其中，竹内弘行所撰《谭嗣同的〈仁学〉和清末的仁思想》（1984年7月《东方学》第68辑）一文详尽分析了谭嗣同所提的“仁”这一概念的内涵、来源及其对中国近现代思想界的深刻影响。他认为，谭嗣同所持的“仁的人偶说”，是在清朝考证学者们批判宋学和复兴汉学中所形成的，也是清末变法所共有的学说。有的日本学者专门研究了谭嗣同的语言文体对中国近代文学诗歌所造成的影响，这对中国学者是有所启发的。 谭嗣同是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因而他的生平活动、政治属性、哲学体系等等众多方面都是史学工作者研究的对象。下面就各部分作一简略的介绍。 一 谭嗣同的生平事迹考证 在谭嗣同的生平事迹中，引起学者最广泛注意的是相传由他作的《狱中题壁诗》。该诗流传不久，梁启超即诠释诗中所言的“去留肝胆两昆仑”一是指康有为，一是指大刀王五。以后萧一山、唐才质、邓潭洲、曹典球、贾亦斌、刘广志等纷纷表示不同的意见。谭氏后人谭训聪和学者何泽瀚则认为“昆仑”即昆仑奴之称，意指罗升与胡理臣两个仆人。 以上观点，虽然对“两昆仑”的解释不同，但都确认这首诗是谭嗣同所作。而许多学者则对这首诗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早在1955年，李泽厚就表示“此诗真伪，尚可细究”。台湾学者黄彰健、高阳也认为这首诗是经人窜改的伪作，作伪者可能就是梁启超。之后，傅剑平又撰文从分析诗中典故入手，对该诗详加剖析，得出和黄彰健相同的结论。（《谭嗣同〈狱中诗〉真伪考辨》，载《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认为这首诗是伪作的还有连燕堂等人。（《谭嗣同狱中绝命书当系伪作》，载《读书》1985年第5期）。 除狱中诗的真伪问题外，邓潭洲在题为《关于谭嗣同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中对多年来几成定论的若干有关谭嗣同身世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包括：从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年(1885～1894)的10年间，谭嗣同并不在南北各省游历，而主要是忙于参加科举考试；谭嗣同既没有在被捕前仿父亲谭继洵的笔迹与信责备自己，也没有在狱中写血书给康有为等（《求索》1988年第4期）。杨同甫在文章中指出：谭被害后由王五收其尸埋葬的传统说法不确切，事实上是由仆人罗升、胡理臣等扛回会馆，然后归葬的（《谭嗣同生平若干事实商榷》，载《学术月刊》1984年第3期）。迟云飞还在《湖南时务学堂考实》一文中提出：以前人们一直认为时务学堂是谭嗣同首办的，其实，当时务学堂开办时谭还远在江苏，他自1898年返回湖南后才直接参与这一事务，并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