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实现国家的近代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作了艰苦不懈的追求，到19世纪后期，他们几乎都将学习西方的目光转向了日本，希冀从东邻岛国的维新事业中得到启迪。在这一过程中，黄遵宪无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对于明治维新的认识和评价及其思想表现，影响和激励了近代中国人。 （一） 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明治政府以“富国强兵”为总目标，实行资产阶级改革，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接着又订立通商章程，互开口岸，进行贸易，为两国的相互往来和增进了解提供了便利。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给中国人的震击超过了两次鸦片战争，“蕞尔小邦”竟敢侵侮“天朝上国”，中国人对此缺乏心理准备，因而，人们不禁想再次睁开眼睛看看日本、看看正在进行的明治维新。中国驻日使馆的设立，为中国人东游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们联翩东流，耳闻目睹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情况，留下了一批介绍日本情势的、代表中国人对明治维新最初认识的著述。如陈其元的《日本近事记》、金安清的《东夷考》、李圭的《东行日记》、何如璋的《使东述略》、王韬的《扶桑游记》、王之春的《东游日记》以及李筱圃的《日本记游》、陈家麟的《东槎闻见录》等等，据统计，自明治初年到甲午战争前，在中国出版的有关日本情况的书有23种①。尽管他们所注重的是日本风土人情习俗，但是给“来日的中国人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吸取西欧文明，推动富国强兵的政策”，“注目于日本的近代化”②，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明治维新的最初态度：或为保守的持否定的批评态度，以陈其元、李筱圃、轶名氏等为代表，他们从顽固的立场出发，对明治维新横加指责；或为欣慰的持同情、赞扬的态度，以金安清、李圭、王韬、王之春等为代表，认为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日本自此由弱变强；或为对明治维新既赞扬又批评，持怀疑的态度，以驻日公使何如璋、陈家麟及初到日本的黄遵宪等为代表，认为明治维新变革有利有弊，在肯定维新所取得成绩的同时，预料到变法会遇到阻力，因而对明治维新的前途持怀疑态度。虽然他们只是对明治维新作了一些表象的了解和介绍，然而他们的行动对于近代中国人了解明治维新起了积极的先驱作用。 19世纪后期，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忧虑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安危，他们不满清政府的腐朽卖国，积极寻求中国独立富强的道路，产生了代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维新改革的改良派。他们希望了解明治维新的经验、日本人学习西方的方法、明治维新的实际改革情况、成功得失以及是否值得中国仿效等等，以前的知识已不能满足他们的迫切愿望，时代要求能适时地出现一部系统介绍明治维新详情及日本现状的书籍。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了黄遵宪的肩上。 （二） 黄遵宪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人，清光绪三年（1877年冬）至光绪八年（1882年春）出任清日缔交后首任驻日使馆参赞，其居日期间正值日本进行明治维新改革，于是稍习其文、读其书，发凡起例，创成反映其明治维新观及其思想表现之宏篇巨著《日本国志》，并网罗旧文，参考明治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串之以成《日本杂事诗》，记叙日本风土人情民俗，错综事迹，感慨古今。 黄遵宪对明治维新的认识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当他于1877年随何如璋出使日本的时候，正值日本进行明治维新变革，但封建地主阶段的立场和观点制约了他，又加上他所交往的多是一些不满变法、怀旧颇深的旧学者，因而在其抵达日本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对明治维新持怀疑的态度，正如他在《日本杂事诗》定稿本自序中所言：“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论者……纷纭无定论。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因而“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然而黄遵宪毕竟是一个颇为开通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当他作了更广泛深入的考察后，他便改变了其原先所持的怀疑态度，转而对日本的维新大加赞叹，“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政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其后，他又通过在欧美的所见所闻使他真正地信服日本维新的成功，“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异”，彻底抛弃了以往对明治维新的成见，赞扬日本维新所导致的“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③。 黄遵宪的明治维新观及其思想表现主要反映在1895年出版的《日本国志》中。此书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日本、研究明治维新的著作，全书分为12类40卷，洋洋洒洒50万言，反映了日本的历史、地理、风俗民情等事项，虽通记日本自古至今三千多年历史，但黄遵宪编撰《日本国志》之动机是向中国人介绍日本的现实情况，尤其是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诸项措施及维新后的变化等，以为中国的变法维新提供借鉴，因而可以说是一部明治维新的早期历史。 （三） 为了便于把握黄遵宪的明治维新观及其思想表现，下面就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四个方面加以分析和论述。 政治思想方面 首先，黄遵宪非常注重明治维新体制的变革，讲求变法。《日本国志》采用“志”的体裁也足以说明，这部书所偏重的是典章制度。作为其明治维新观在政治思想上的表现之一，黄遵宪主张变法，要求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变法自强，这是贯穿于《日本国志》和遵宪本人政治生涯的主线。在《地理志》中，黄遵宪指出日本是一个岛国，过去也象中国一样，“绝门自守，无见无闻，朦然未之知也。直至坚船巨炮环伺于门，乃如知梦之方觉，醉之甫醒”④。黄遵宪进而探究了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下，亚洲各国先后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唯独日本不仅能保持独立地位，而且还欲“以英之三岛为比”，“颇有以小生巨，遂霸天下之志”⑤，究其原因是日本能变法自强。黄遵宪的变法思想有一个转变过程，他说：“余读历代史西域北狄诸传，每称其行简令行上下一心，妄意今之泰西诸国亦当如是。既而居日本，见其学习西法如此之详，既而居美国，见其用法施政，乃至特设议律一官，朝令夕改，以时颁布，其详更加十百倍焉，乃始叹向日所见之浅也。”⑥这说明其变法思想的转变是出使日本之后的事，而他对明治维新的认识，则加速了这一转变。针对中国封建顽固派的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反动理论，黄遵宪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制度亦应越趋严密，而且必须根据形势因时制宜加以变革。他赞扬了日本学习西法的成就，对于日本明治维新“全盘西化”所引致的不良效果也以辩证的目光看待，认为凡有利的事情必亦夹带着一丝弊病，“抑天下之事利百者弊十，势必有相因而至者乎？”日本正是由于讲求西法才走入了近代国家的行列，“骎骎乎进开明之域，与诸大争衡”⑦。不过，黄遵宪毕竟属于地主阶级改革派，封建教育及思想意识束缚了他，尽管他认识到日本明治维新所取得的成果，但却也未能变易其对于封建礼仪风俗等的看法。因而对于日本的易服改俗甚为不满，“日本自开港通货以来，其所得者在力劝农工、广植桑茶，故输出之货骤增；其所失者在易服色、变国俗，举全国而步趋泰西”⑧。这里如果我们将他与同时期的洋务派头目李鸿章对明治维新态度相比较，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黄遵宪的这种明治维新“得失”观与洋务派是颇有联系的。象黄遵宪一样的明治维新“得失”观在当时的中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因为人们还未能真正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强盛的原因，只是由于多次的战争，中国人吃够了“坚船利炮”之苦，因而在主观意识方面便觉得中国在器械之艺上落后于西方，因而便产生了发展军械工业的意愿，洋务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产生在这种基础之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