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经济思想是中国近代最进步的经济思想之一。这个先进的思想体系包含丰富的银行建设思想。尤其是民元时期，孙中山从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出发，对银行建设高度重视，亲自实践，既推进了自身金融思想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认真总结和评说孙中山银行建设思想的理论得失和实践效果，对于正确认识中国近现代金融思想的发展和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理论，对于促进当前我国银行事业的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 资产阶级通过辛亥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对于操纵国民经济命脉的前清中央银行运用什么方略，便成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孙中山及临时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主张集中体现在如何改造大清银行，建设新的中央银行以统一金融的政策上。 为了巩固民国政权，迫切需要巩固临时政府中央财政权威。孙中山一开始在就职宣言中就明确提出要实现国家“财政之统一”，“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①。在改良经济组织的各种举措中，最重要的是筹建中央银行，“以中央之权维持各省”②，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中央银行，把信贷、金融集中在国家手里，统制公债，廓清币制，方便汇兑，充裕财政。尤其是民国政府成立之初，“既无确实可恃之财源，舍发行军钞、募集公债之外，更无济急之法。而欲行此策，非有金融机关不可”，所以，“组织中央银行实为今日财政第一要著”③。 至于建设中央银行的办法，由于中央政府没有充足财源，又特当戎马倥偬、经济大乱之时，商民财竭势疲，新集股本十分困难。由此，孙中山及临时政府都认为，此时最好的办法，“盖借已有之基础，应目前之急需”④。 大清银行是前清政府的中央银行。武昌起义后，大清银行商股股东会与临时政府财政总长陈锦涛取得联系，于1912年1月24日呈文孙中山：请将原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并“作为新政府之中央银行”。改组的主要办法是原清官股五百万两备抵战争地点各行损失及一切滥帐；原商股五百万两转作新股等。认为这样“一方面不费手续成一完全巩固之中央银行；一方面对于商本不使略有损失，借以维持信用于将来”⑤。 上述呈文正与孙中山的意见投合。他随即谕饬财政部批准改组。在他的直接推动下，中国银行于同年1月28日在上海成立。为使其经营有章可循，孙中山还很快批准了财政部拟订的《中国银行条例》三十条，突出地规定中国银行具有中央银行性质，具有经理国债，发行新币，兑换纸币的特权；还强调加速筹设各省分行，早日建成从中央到地方脉胳贯通的金融体系，等等。孙中山及临时政府对中国银行在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寄于无比厚望，陈锦涛于三月呈大总统文称：中国银行开办一月以来，“正当力求推广”，“以巩固财政统一之根基”⑥，正说明了这一点。 应该说，孙中山对中央银行在社会革命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在理论上是充分的，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从这个正确的前提出发，孙中山并没有掌握中央银行国有化的正确纲领，而是暴露出他对地主阶级抱有的妥协态度和反封建主义的不彻底性。 从经济上打击敌人，壮大自己，对一场有力的革命来说，是解决财政问题的必要的也是主要的手段之一。大清银行官股均属敌产，原商股从富商贪官、军阀地主各方面汇合而来，系剥削资本，对此均可采用没收充公一类的强力措施。但众所周知，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争取前清旧势力的反正才赢得革命的发展，与旧阶级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已从根本上决定了临时政府不可能采取经济上的强力措施。具体表现在大清银行的改组中，虽未批准股东联合会提出的原官股单方承担损失一条，但为稳定原商股而同意凡商民已得旧政府之权利准予继续。陈锦涛体会孙中山的用意：“仰见大总统因利乘便之盛心”⑦。这未能触及问题的实质。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孙中山所处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只能采取对旧银行资本妥协的政策。孙中山也承认：“守财者财甚于命，或不能迫之，则须另筹”⑧。“因利乘便”表面上加快了建设步伐，却内在地导致他在银行权益和财政境况上不能不陷于十分疲软的地位，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 孙中山关于中央银行建设问题的认识既反映了他发展独立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要求，也反映了他的局限性。后者当然只有具有彻底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才能克服。但无产阶级也并非一开始就认识到了银行问题的重要性。如列宁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时多次指出：“没有夺取像银行这样的机构”，“葬送了光辉的胜利果实”⑨。中国共产党总结一切革命先行者的经验教训，把银行作为革命政权的伴随物，政权建立到哪里，银行就建立到哪里，不仅是形式上的建立，而且是本质的转换，使银行在革命和建设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我们将银行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同”和“异”联系起来考察时，就会体味到孙中山领导的中央银行建设及其历史命运——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所包含的有待咀嚼的意味。 2 建国之初临时政府面临着庞大的军政亟需，然而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经济力量十分有限，“舍发行军钞，募集公债而外，更无济急之法”，于是，货币政策便成为充裕财政、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 在经济理论方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对科学的货币论不能理解。他们不懂货币是社会劳动的直接体现，而认为货币只不过是“交换之中准，货财之代表”⑩，因而认为可以离开充足的物质保证，由国家银行任意创造货币，把无限制地发行纸钞当作解决财政困难的主要出路。中国银行成立之后主要的金融措施就是1月31日起发行定额一百万元、三个月不兑换的南京军用钞票。其它地区诸如上海中华银行、福建银行等也在光复前后纷纷发行军钞。同年6月，当孙中山举借外债受到外国银行团的要挟时，他甚至提出一个以废金银、发行不兑换纸币为内容的“钱币革命”的主张，幻想靠一次这样的行动就可以解决经济困难，乃至把中国由负债国变为输出资本的“债主”(11)。这种庸俗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货币发行方针，其错误是很明显的，它的实践也只能归于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