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他青年时代就关注日本的明治维新，认真搜集日文书籍。甲午战争之后，他更加注重对日本的研究，并毅然提出“以强敌为师”，推动了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变法失败后，他又亡命东瀛，得以亲眼目睹日本的状况。本文拟就康有为对日本认识的这三个阶段加以论述。 一 康有为出生于中国倍受内忧外患之苦的1858年。他很早就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宏愿，“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舍身命而为之。”①如何“救世”？康有为考虑一是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可资借用的理论，二是从西学中寻找可供借鉴的榜样。在学习西学中，他苦于中国所译西书太少，故决定搜集与中国文字接近的日文书籍，其理由是“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②并且，通过翻译日文书籍可以“观日本之所以强者，吾中国可以反而求之矣”③。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康有为从1886年开始系统搜集日文书籍，到1898年编成《日本书目志》和《日本变政考》。 在甲午战争前，康有为对日本明治维新已有所认识。1886年写的《康子内外篇·阖辟篇》中第一次赞扬了明治天皇积极学习西方的精神，说：“日本明治皇之变西法也，并其无关政事之衣冠、正朔而亦变之，所以示民有所重也，所以示泰西有所亲也，以开塞之术行之也。”④可是，明治维新在推动日本走向近代化的同时，也促进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与西方列强狼狈为奸，侵凌邻国，对此，康有为早就有所警惕，在他于1888年写的《与潘文勤书》中就指出：“日本虽小，其君睦仁与其太政大臣岩仓具视，自改纪以来，日夜谋我。”⑤这明确提出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开始图谋侵略中国的严肃问题，但作为一介书生，他的忧国之心并不为世人所理解。 从1888年开始，康有为就一直把日本与英、法、俄等列强相提并论，认为日本与西方列强一样，是侵略中国的潜在威胁力量。康有为呼吁光绪皇帝变法立治。他虽然向光绪介绍了明治维新的成就，说日本“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俱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莫敢伺？”⑥但并没有明确提出向日本学习的问题。 关于日本图谋侵略中国的预言，终于在1894年得到了应验。面对日本的挑衅行径，康有为坚决主张抗战到底，并写了《攻日策》和几封上清帝书，出谋划策，痛陈利害，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根据兵家之常识，对清政府单纯防日的消极被动策略提出批评，建议由“防日”转为“攻日”，强调“能战而后能和，能攻人而后能自保，未有不能攻人而能自保者也。不能攻人，则为人所攻矣。”⑦他还设想了进攻日本的八条路线，认为“分而攻之”，日本必自顾不暇，不可能将战火引向中国本土，只要清政府下定决心抗战，日本也不可能如此狂妄。可是，康有为的主张并没有受到重视，腐败的清政府没有认真抗日，更不要说攻日了。甲午战争以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 当时在京应试的各省举人惊闻条约之事，奋然上书，这就是所谓的“公车上书”运动。康有为是运动的组织者和上书的起草人。他领导1300多名举人反对签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项主张，要求与日抗战到底，并把抗日与国家存亡联系起来，深恐列强步日本后尘，分割中国，因而警告皇上“言战者，固结民心，力筹大局，可以图存；言和者，解散民体，鼓舞夷心，更速其亡。”⑧康有为强调只要清政府变法图强，总能雪洗国耻，何必非割地赔款不可？ 《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痛心疾首，连连撰文上书，陈言利害得失，认为日本逼中国签此条约，是逼中国走上绝路，西方列强必蠢蠢欲动。考虑乘国势日蹇之时列强必思仿效日本以分割中国的危险处境，康有为开始认真研究日本、俄国等列强的社会发展状况，在誓雪国耻的前提下，探讨日本明治维新的具体情况。这时，他的日本观也发生了变化，由日本威胁论、攻日论转向以强敌为师，以明治维新为榜样，在中国展开变法维新运动，以期富国强兵。他从笼统地提出学习明治维新转向探讨如何具体地学习和推行，从而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变法维新的思想运动，并在1898年说服光绪皇帝推行“新政”。 二 在防日不成、攻日不能的情况下，康有为提出学习日本。他潜心研究明治维新，在戊戌变法前编写了《日本书目志》和《日本变政记》，多次上书皇帝，敦促光绪以君权雷厉风行，按照日本明治维新的蓝图，发布变法命令，自上而下地实行各项新政改革。 为什么中国要向日本学习呢？康有为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在很短时间就取得显著效果，其经验可供借鉴，中国若向日本学习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如：从语言角度来讲，日文易学易懂，只要稍加培养就可获得众多知日之士，有利于维新的推行；从历史角度来讲，日本开始遭受列强威胁，后发奋变革，也是以君权力行变法，自上而下进行，这适合于中国甲午战后的状况；从明治维新成果来看，“泰西以五百年讲求之者，日本以二十余年成之”，若光绪皇帝下大决心变法，后来居上不成问题，“三年之内治具毕张，十年之内治化大成矣。……十年之后，虽为政地球不难矣。”⑨他把明治维新的经验奉为中国变法的不二法门，认为“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⑩康有为还把日本比作“乡导之卒”、“测水之竿”、“探险之队”、“尝药之神农”、“识途之老马”。总之，只要学习日本，就可变法成功。这一看法确有很大参考价值，但康有为对光绪的作用估计得过于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