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从19世纪60年代初产生到戊戌变法前后的三十多年中长盛不衰，辛亥革命后才逐渐式微。作为历史的产物，“中体西用”思想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相对于“天下国家”、“夷夏之防”等观念来说，它是进步的。它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曾有过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一 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中叶，在第一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第一次世界现代化浪潮从英国开始兴起，逐渐向欧洲大陆、北美大陆扩展，并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潜在的影响。英国作为第一个开始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在1840年用大炮和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现代化角度来看，这既是严峻的挑战，又是该抓住的机遇，中国本应在震惊之后猛醒，然而愚昧的清王朝却对这一外部现代化的挑战采取了回避政策，丧失了最有利于启动中国现代化的时机。但是，在经历了巨大的民族屈辱之后，中国一部分有眼光的志士开始寻找摆脱民族危机的出路，开始思考向西方学习这一前所未有的问题。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体西用”思想应运而生。 “中体西用”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方法和所遵循的宗旨，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冯桂芬。1861年，冯桂芬在他的《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篇中，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的观点。其后，薛福成在《筹洋刍议》的《变法》篇中有两句话：“取西人器术之学，以卫我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两人话虽不同，但表述的“中体西用”思想却是清楚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王韬、郑观应等更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思想。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①郑观应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②他们几人虽然都没有提到“体”、“用”这两个字眼，但“中体西用”的思想内涵却表达得非常明确。 “中体西用”思想不是完美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是进步的。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沉淀下了丰富的儒家思想文化，“天下国家”、“夷夏之防”的理论由来已久，“中国中心观”思想根深蒂固，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完美的，从来不需要向任何“蛮夷狄戎”学习。“中体西用”实质上已经冲破了这种思想桎梏，默默地承认了“中学”并不是完美的，而是有所不足，“西学”并非一无是处，它自有超出“中学”的地方，万古不变的“中学”还需要“西学”为辅，需要取“西学”之长以补其不足。“架子”虽然还没有放下，但毕竟为“西学”进入中国打开了一扇小门。因此，“中体西用”相对于唯祖宗之法是尊、惟古圣先贤是尚的“中国中心观”来说，是中国思想界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性的进步。没有“中体西用”作为思想先导，就不会有洋务运动，就不会有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步，它为洋务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中体西用”思想，一方面是部分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西方先进之处的结果，另一方面通过他们的介绍又使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到一个陌生而先进的西方世界，使中国人力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以达到“制夷”、“求强”、“求富”的目的。“中体西用”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它的影响下，向西方学习成为一股进步的时代潮流。 “中体西用”思想是中西文化两极相逢最初阶段结合的特殊形式，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够做出的唯一正确选择。所以提出“中体西用”思想，一方面是受早期改良派思想观念所限，另一方面也由于顽固派力量非常强大，保守思想占主导地位。顽固派对“中学”“西学”关系比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更加敏感，认为二者是绝对不能相容的异端。他们怀着对天朝上国的盲目自信，对域外世界的无端轻蔑，对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巨大发展的无知，把西方的先进技术看作“以夷变夏”的“奇技淫巧”，甚至认为能照出原形的玻璃镜太妖气，不如若隐若现的铜镜更古雅、正统。在这种环境下，只有先“信誓旦旦”地确保中国的“伦常名教”，然后才有可能被允许采用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以为富强之术。正是借此理论，洋务派才站住了脚跟，在封建统治阶级中争得了一些同情者、支持者。因此，在充斥封建文化的天地里，要容纳若干资本主义的新东西，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找出更好办法来。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提出的“和魂洋才”口号和“中体西用”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没有“中体”为前提，“西用”则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中体”如皮，“西用”如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中体西用”是对拍岸而来的现代化潮流在思想上的回音，是现代化先驱们的呐喊，没有这解放思想的呐喊之声，就不会有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步。 二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商品的重炮，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③两次鸦片战争的教训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使用西方新式武器的胜利，使一些地方督抚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重要性，加上早期改良派思想家提出的“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他们开始接受这一思想并提出了包含它在内的洋务理论，在清政府的许可下，标志中国早期现代化起步的洋务运动开始了。 作为洋务运动重要领导人和洋务理论创立者的李鸿章认为：“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也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④在李鸿章看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制度是优于西方的，是中国的立国之本，“转危为安”不能全赖于机器，但“如病方亟”，西方的先进技术还是可以起到“治标”之功效的。其他洋务派首领如曾国藩、左宗棠等也取得了相似的认识。这样，在60年代，他们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在南京创办的金陵机器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的福州船政局，1867年崇厚在天津筹建的天津机器局等，生产枪枝、弹药、大炮和轮船。这些军事工业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在它们内部不再是主要用手工劳动，而是普遍地采用了现代化的机器生产，虽然当时的机械化程度还很低，但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毕竟是一个空前的大变革。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这些新的生产力的输入，必然要使旧的封建生产关系遭到破坏，促进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诞生。从这个意义上看，洋务运动中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起点，并且由于在它们内部较普遍地采用了雇佣劳动，而使它们的资本主义性质更加明显。所以，洋务运动中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标志着中国早期现代化已经开始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