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变法运动，同时也是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变法期间，维新派创办的《时务报》是当时影响最深远、销售量最大的一种刊物。梁启超曾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行销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①而梁启超在《时务报》连续刊载的“变法通议”更是其中影响最大一文。为此，梁启超得到“舆论界天之骄子”之美名。他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启迪民智方面功绩也确实功不可没。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以追随他的老师康有为倡导变法维新而著名于世，两人并称“康梁”。他是中国近代一位有才华、有影响的政治家、宣传家、教育家。 梁启超天资聪慧，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爱国主义思想的薰陶。他在谈到受教育的情况时说：“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 梁启超15岁就读于广州著名书院学海堂；17岁应广东乡试，中举人第八名；18岁时受好友陈千秋之邀去拜见康有为，从此，他的思想和学业有了惊人的转变。他在叙述其事时说：“越三年而康有为以布衣上书，被放归，举国目为怪。千秋、启超好奇，相将谒之，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共请康开馆讲学，则所谓万木草堂是也”，“生平知有学自兹始”（《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页）。 1894年6月，时值22岁风华正茂的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一起到了北京。康有为因下车伤脚，未能在京停留，随即南归。梁启超下榻于广东会馆，与麦孟华、江孝通、夏曾佑等人一起读书、切磋，砥励学问。他们满怀救国激情，为了追求真理，废寝忘食，生吞活剥地从古书和西学中汲取知识，常常为弄清一个问题，通宵达旦地争论不休。他们在努力地充实自己，期望学有所成，能拯救祖国和人民于危难之中。 当时，康有为的讲学和著述，以及他一整套变法维新理论的传播，在社会上尤其在不少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极端仇视，他们首先向维新派发起了进攻。1894年八月，给事中余晋珊上书弹劾康有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并“请毁《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戊戌变法》四，第128页）。慈禧太后立即准其奏，令两广总督李瀚章“依议办理”。是时，康有为还远在广州，在京的梁启超获悉后，四处奔走，设法营救。他通过京官沈曾植、文廷式向广东提学徐琪提出请求，要他向李瀚章疏通。梁启超又找社会名流张謇，求他向光绪皇帝的师傅、军机大臣和户部尚书翁同禾说情。由于梁启超的大力周旋，才使对康有为惩办的空气略有缓和。最后，李瀚章要康有为自己焚毁他的著作。这仅是封建顽固派和变法维新派两派冲突的前哨战。 是年七月底，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清军在朝鲜战场和黄海海战中均遭惨败，战火漫延到中国国土。在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续绝的紧急关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依然在歌舞升平中醉生梦死，他们在大肆张罗慈禧太后的60寿辰，光绪皇帝和李鸿章等当国大臣陪着昏庸独裁的太后在皇极殿看戏3天。梁启超等一群爱国的士子们，目睹亡国的危险，真是五内俱焚，他们呼吁清朝当局采取紧急措施，激励民气，鼓舞兵勇，举国一致抵抗日军的侵略。他们的举措遭到慈禧太后和顽固守旧大臣的拒绝。梁启超悲愤填膺，挥笔写下了：“江山似旧时，风月惨无色。帝阍呼不闻，高谭复何益”的愤懑诗句。残酷的现实使梁启超认识到顽固势力盘根错节，单凭呼喊哀求，是无法实现其变法维新理想的。只有多育人才，广联人才，开创风气，组织团体，扩大宣传，造成声势，才能有所作为。 1895年春，日军侵略中国的战争还在腥风血雨中进行，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参战的陆军也一败涂地。此时，康有为、梁启超等18省举人正在参加北京举行的会议，清军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悲愤的气氛笼罩着考场。四月，当他们听到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后，大家沸腾起来了，先期得到消息的康有为立即要梁启超串连各省举人上书。二十二日，以康、梁为首的广东、湖南两省举人首先联名上书，要求拒绝对日和约。五月一日，康、梁邀集了18省的1200多名举人在松筠庵集会。康有为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不少人被感动得痛哭流涕，大家奋臂扼腕，一致同意康有为上书朝廷的建议。康有为一夜间奋笔疾书了万言书，向清政府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三项要求，由梁启超、麦孟华分头誊清，于五月二日呈送清廷。这就是闻名遐迩、震动朝野的“公车上书”。稍后，梁启超与麦孟华、赖传熙等一起上书都察院，力言台湾不可割让。这些上书，被顽固派所阻，根本无法到达光绪皇帝手里。 康有为决定从制造舆论和组织团体两方面着手。1895年七月，他创办了《中外纪闻》，附京报发送，每天送1000多份给在京的王公大臣，梁启超是该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他写了大量文章，着力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鼓吹变法维新。八月康有为又发起组织“强学会”，梁启超任书记。在当时维新变法思潮发展和较广泛传播的形势下，清政府中的一批官僚也表示愿意赞助强学会。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等总督各捐款5000两给强学会充当经费。连李鸿章也愿捐款入会，因他名声太坏而被拒之门外。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创刊了《强学报》。江浙一带维新名士张謇、陈三立、章太炎、黄遵宪、汪康年纷纷入会，维新运动呈现出一派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