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滨海大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中，敌人仅从海上入侵就有400多次，其中甲午战争是最重要的一仗，由于这一仗的失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台湾人民在半个世纪内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 一、马关和谈的历史背景 中日甲午战争主要是一场以海军制胜的战争，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是取决于海上战场的成败。北洋海军在威海的覆没，最终导致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战败结局。1895年3月初，接连失去了山海关外的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军事要地，清军全线瓦解，溃不成军，清政府的求和活动也由秘密转入公开。 早在平壤、黄海两战之后，主和派就企图借战败重开和议。复职不久的奕和李鸿章遂请各国驻华公使出面调停，未得积极响应。后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淋为头等议和公使到日本神户求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认为他没有使节资格，拒绝接见。日本原打算在攻占辽东半岛后议和，旅顺陷落，清廷大震，即派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代理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到广岛会谈。这时因列强尚不出面干涉，日军又在猛攻威海卫，为迫使清政府接受其全部侵略要求，包括割让尚未被日军攻占的台湾在内，伊藤首相遂改变了主意，借口张、邵二人“全权不足”，拒绝与之谈判，破坏了广岛会谈。此后不久，国际形势却出现了一些变化，俄国在远东增派海陆军，军舰由16艘增至22艘，并向英法等提出，如果中日缔约侵犯他们利益则“对日本施以共同压力”，也就是列强由中立、中立偏日进而要瓜分中国而压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发现欧洲形势不稳，建议“恢复和平，以改变列强的视听”。一面集大军于旅顺、大连，并派舰到渤海湾示威，摆出进攻北京的假象，一面经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中国发出照会，要中国另派具有商议朝鲜独立、赔款、割地、重订中日通商条约四项内容权力的使臣赴日议和，特别指名要恭亲王奕或李中堂（鸿章）“同来会谈”。清廷不知国际形势变化，看不出伊藤急于议和是害怕列强干涉，却惧怕日本进攻北京而急于和谈。当时主战派翁同和、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等都主张迁都作战，但主和派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孙毓汶等则极力主和，他们以“岂有弃宗庙、社稷之理”为辞，使主战派不敢尽其辞与争。实则当时驻守山海关内外的清军尚有20余万人，日本夺取北京非轻而易举之事，清廷若有心抗战，即使北京失陷也可迁都再战，战线越长对日本越不利，日本与列强矛盾也势必扩大。主和派看不到国内外形势，看不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抗日积极性，在敌人军事进攻和外交讹诈面前，一意求和，2月12日，也就是北洋舰队投降，张、邵离日本之日，清廷终于按照伊藤博文的指定，改派内阁大学士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并通过美国驻日公使将此任命告知日本，言明李鸿章有“缔结和约、进行签押全权”。 李鸿章赴日议和之前，对领土割让等重要问题，必须先和朝廷商议，先行作出决定，以便谈判时遵循，清廷在召训、面议时曾展开了急烈的争议。孙毓汶主张割地求和；翁同和则极力反对；特别“台湾万无议及之理”；李鸿章明知不割地不可能议和，但他表面上亦反对割地：“鸿虽死不能画诺”，“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有人说这是李鸿章怕定约之后“天下士论、民心怨恨不平，尽归于朝廷而与己无关”。光绪帝先则“令坚拒”，后来依据奕、李鸿章“连日为土地事与各使商议，皆谓非此不能结局”，也转而同意割地，但要奕等禀知慈禧再作决定。慈禧为了躲避责任，令太监传言“一切遵上旨也”。而这时列强正在暗中与日本进行瓜分中国的交易，清廷想在和约之前，请列强出面干涉，而列强却借口在日人说出索项以后，予以援助。光绪帝不得不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并由军机王大臣奏明慈禧“让地一节，若驳斥不允，则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檄为轻，利害相悬，无烦数计”。这样就作出了割让土地之权的决定。 由此可知，马关和谈是在中国害怕日军进攻北京，日本害怕列强干涉，双方都急于求和的情况下面举行的。由于主和派看不出日方的恐惧而未能加以利用，不敢迁都再战，不惜割让土地，急于求和，处处被动。在舰队被歼、陆军溃败、帝都受到进攻威胁的情况下，李鸿章赴日谈判，无异城下订盟，这就铸定了谈判不会有好的结果。李鸿章如此，换一个李鸿章也是如此。 二、《马关条约》签订的经过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由天津乘招商局“礼裕”、“公义”两船，悬挂德国旗作为中立国船只赴日。随行的有代表团参议、他的儿子李经方、代表团顾问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李私人顾问美人毕德格，以及参赞、翻译、医生、仆役、厨司、轿夫、护卫等共123人。19日抵达马关，下榻于引接寺整修而成的招待所，谈判地点在附近的春帆楼。 由于清政府对国际形势无知，外交外行，特别日方掌握中方的密电码，李鸿章与北京往返电报，日方一清二楚，处处主动，在谈判中李鸿章一个回合接一个回合打了外交败仗。3月20日，双方举行第一个会谈，李鸿章提出先停战后议和的备忘录，日方决定提出严厉的条件，使中方无法接受而自动撤回休战的要求。第二天提出由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地后始允停战。李鸿章表示不能接受。伊藤乘机提出“如不停战，何妨先议和款”。李鸿章同意先议和款，要日方提出和约草案，日方以中国使臣如不先撤回休战备忘录，则不提出和约条件。双方约定三天后举行第三次会谈。23日李鸿章接总理衙门复电，对停战条件“万难允许”，指示“先索和议条款”。24日举行第三次会谈，李鸿章撤回停战的要求，约定第二日举行第四次会谈，届时日方提出议和条款。下午4时多会毕，李鸿章一行将回到下榻之“引接寺”途中，从夹道围观的群众中跳出一浪人，靠近李鸿章轿子，以手枪向李射击，中左眼下约一公分的面颊上、虽未酿成重伤，但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批评。批评日本是“打胜了武器之战却打败了道德之战”，或指责日本是“戴着文明国家的假面具，但是常常会暴露其本性”。俄国也对日本外务省恐吓说“满清政府得到了要求各国干涉的理由矣”。美国也建议日本政府应无条件接受停战要求。伊藤和陆奥忧虑国际干涉，担心李鸿章一行撤离日本，拒绝继续和谈，一度致电大本营提出无条件停战以缓和形势、并拟撤回前线日军以防卫本土。在大本营反对复电之后伊藤连夜仍赶往广岛商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