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刘璈与刘铭传在中法战争台湾保卫战中的矛盾与是非

      刘璈与刘铭传，分别是台湾建省前后在台主政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他们都经历并参与了中法战争中的台湾战役，而且在战争期间还曾发生过很深的矛盾。战后，刘璈因刘铭传的一再严劾，先是被革职查抄，而后又被处以斩监侯，改流黑龙江，两年后即在流放中病殁。而刘铭传则作为首任台湾巡抚，在台做出了一番颇受称赞的业绩。正因为如此，对于战争期间二刘关于台湾的防守及二刘间的矛盾，其时其后都有不少人认为刘铭传是而刘璈非，把所有的功劳，都记在刘铭传一个人头上，对刘璈则只是一味的贬抑和指责。对于战前刘璈为治理台湾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和所取得的各项成绩，尤其是对于台防的整顿和战前的部署，以及刘铭传在战争期间的调度与战后对刘璈的参劾中的失当之处，更少有人给予充分的注意和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根据现存的有关材料，我们只要稍加清理，便不难发现，其间自另有是非曲直。

      一 关于战前的防御与部署

      早在光绪九年(1883)法国侵略越南，公然向中国挑衅之初，刘璈即向治军广西的岑毓英上书称：“今日之事，鲜不韪战而诽和，抑知和战皆系一理，事决于和，不能不先决于战，盖能战而后能和。为越南计，为中国计，是在和缓而战急。”①并请其协助黑旗军抗敌。他的主张，得到了岑的嘉许。后来岑抚刘永福而用之，固有左宗棠等人的极力主张与清廷所许，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正是采纳了刘璈的建议。与此同时，他自己即一方面驻扎台南，办团练，筹战守，另一方面则禀请督抚驻台，居中调度。随后，他又于同年十一月初详覆督抚，禀报了筹布全台防务大概情形，陈述了分路设防，因地制宜，求胜于陆的策略，将台防分为五路，酌派五军统领：山前自恒春至风山及台湾之曾文溪为南路，统军5000名。曾文溪至嘉义及彰化之大甲溪为中路，统军3000名。此两路临近首郡，为全台根本，归镇、道分统。自大甲溪至新竹、淡水及宜兰之苏澳为北路，统军4000名，由提督曹志忠领之。后山自花莲港、水尾、埤南、三条抵凤山界为后路，统军1500名，归副将张兆连领之。澎湖为前路，统军3000名，归澎湖水师协将苏吉良领之。“俾得临时自为战守，绝不求人……自分守援之责成”，“如本路稍缓，仍当饬援别路之急”，“路与军虽分，而势力仍合”②。

      光绪十年(1884)二月，他又制定并颁布了《全台团练章程》，在各府、县设局办事水陆团练，与作为活营布置的提督章高元所统淮军、提督杨金龙所带湘军恪靖仁营虚实互用，配合分路驻防各军，随时应变。

      后来有不少人认为，上述分防布置，系刘铭传抵台后重新部署的结果，实在是有悖事实。实际上，刘铭传于光绪十年七月抵台后，只是召集包括刘璈在内的各路统领召开了会议，将刘璈所部署的曹志忠部北路防军、先他而去的孙开华所部擢胜三营及祥左营等军隶于麾下，在台北设立大营，以基隆、沪尾（今淡水）两港为据点，重点布防北部，而将台南防务委交刘璈而已。也就是说，他除将台湾防务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外，对刘璈原已制定的分防部署和陆战策略，并未作丝毫的改变。

      至于防务中的重南重北问题，固然是二刘间的不同，但并非他们发生矛盾的焦点。不少论者往往以此是刘铭传而非刘璈，事实上也未免有失偏颇。

      本来，在此以前，台湾首府一直在台南，政治和防务的重心也一向在南部，刘璈初任兵备道时，曾议将道府移往台中，但尚未能做到，先已开始修建的台北府城，也尚未竣工，自然，当时台南尚为首郡，乃士气民心所系，且粮饷、军需及各项储备均在彼府库，确关台湾根本，倘有疏失，影响自然非同小可。且他议以镇、道分统南、中两路，而台湾镇吴光亮已自任中路，他统军驻守台南，实出自然。再说，他还在汇报五路布防的同时，便“以各统将职衔相当，无人节制。令必不行，事必终误。……应请宪节东临，……以便居中调度”③。因督、抚均批示不能渡台，他又曾要求奏请简派知兵大员驻台督办，并表示：他自己“虽偏在台南，仍当凛遵奏饬，相机妥筹，随时报办，断不敢以分路统军稍涉推诿”④。在兵力配备上，在此前后来台的祥左营与孙开华部擢胜三营均在办理台北防务，他又曾令士绅林维源“自备资斧”，募勇2500名“专顾台北”，“无事分防内山，兼务开垦除害，藉以兴利；有事调赴海防，联办团练”⑤。加上曹志忠统领的北路防军4000人，计划中的兵力，台北实际上已远厚于台南，而且还有章高元所统淮军、杨金龙所带湘军两支游师调资策应，可见他重南并未轻北。

      而在另一方面，刘铭传的重北，实际上也不过是势之所然。他去台时，已有台湾镇、道率军分驻台中、台南，而他最先到达的是基隆，而后是台北，当战事一触即发之际，他自不能不立即投入备御。加之，当时整个台澎地区全部兵力不过2万，而北部一路已占近1/3，他也理应据此以设大营。他驻防台北，完全是自然的事，并非特别之举。相反的，如果他移驻台中甚至台南，恰恰是其之失。就此而言，二刘并无多少高下是非之分。

      后来战争固然发生在台北，但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法军统帅孤拔也曾率船队到达台南的安平港，通过驻台英领事约见刘璈。刘璈不顾左右劝阻，训示炮台守将：“有警，即开炮击，勿以余不在中也。”⑥之后，他便昂然登上了法国军舰。当席间谈及军事时，孤拔傲然问道：“以台南城池之小，兵力之弱，将何以战？”刘璈即不卑不亢地答道：“诚然。然城土也，兵纸也，而民心铁也。”⑦一下就得孤拔无言以对，随后便率舰队离去了。此次虽未动刀枪，但倘非有刘璈的大无畏精神与凛然正气，加上事先的备御，战事亦或不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