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同治时期是传统中国由“变局”危机卷入世界近代化运动的开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内心激发起强烈的救亡求变心理，催逼着他们排除传统守旧势力的干扰，大力购求和运用洋式武器，开始变革传统的军备和军制，由此揭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序幕。这其中不仅有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洪秀全等，也有与之敌对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湘淮将领。敌对的力量被世界近代化潮流神奇地统一到变革传统的行列之中。 （一） 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是多方面的，但深重的灾难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与震憾。有识之士从头破血流的失败、牺牲和屈辱中，看清了自身的因循、麻木积习：从坚船利炮与刀矛弓箭、鸟枪土铳的比较中，看出了“天朝上国”的破洞与衰象；痛苦的升华与认识的深化常常同步，由失败产生的警觉化为了变革传统的起点。正所谓，“变局”启发认识，危机引导变革。 洪秀全领导了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后，战争的险恶，以及青年时代在广东对洋枪炮的感受，使他对洋式武器有某种肤浅的感悟。他朦胧地意识到，西方列强的强悍，坚船利炮的无坚不摧，自有其独到之处。要在强敌（清军）的重重围剿中求得生存，自须向西方借取武器。1853年前后，太平军开始更换传统兵器，购求和使用洋枪炮。是年，清两江总督怡良的奏报：“盘获宁波钓船一只，内有夷人三名，洋剑一把，洋枪六十杆，洋刀四十把，洋硝一包，火药一罐，并在夷人身上搜出夷书一封”，“查系英吉利奸商勒呐吐致镇江逆酋罗大纲一书”，“据船户阿莫供称：系夷人雇装兵器至镇江卖给贼匪者。在后尚有一船，装载洋枪一百四十杆，洋刀六十把，及洋硝火药等物，已闻拏逃窜”。①似可作为太平军最早变革武器装备的佐证。洪仁玕到天京后，洪秀全在他的帮助下，如饥似渴地沉浸在那些送给他的科学方面的书籍中。”②到钦定《资政新编》时，洪秀全对近代化已有一定的认识了，“天王对于引进欧洲进步事物，诸如铁路、蒸汽机等类东西，极为赞成”。③标志着洪秀全变革认识的深化。正是在洪秀全这种深化的认识指导下，太平军外而多方购求洋枪炮，内而聘洋人仿造洋武器，大规模更新武器装备。 如1862、1863年间，太平军数次向洋人购买武器，但苦于清政府的严密封锁，这些活动多未能奏效。但图利的目的仍驱使洋人铤而走险，与太平军进行军火贸易。李鸿章在1862年9月7日曾抱怨：“贼中（指忠王李秀成营——引者注）多用洋枪，皆牛芒鬼子（即闲散洋人）广东、宁波商船运转运者，无法禁止。”④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据载，1862年4月，上海一家洋行曾供给太平军步枪3046枝，野炮795尊，火药484桶、万余磅，子弹18000发，炮盖45000万个以上。⑤常胜军统领戈登也曾多次暗中与太平军进行军火贸易。李秀成得悉戈登“欲往来买卖枪炮”，表示：“各人军装枪械，彼此皆知底细，你处图利，我处置买，听从通商，原无禁令，此时你处如有枪炮洋货，仍即照常来此贸易。”⑥通过这些图利洋人，太平军购买了许多洋式武器。 太平军还在昆山设厂仿造洋枪炮，聘请两名英国人主持。 此外，在与中外敌人作战中，太平军也缴获了不少洋武器。如1860年，李秀成在解青浦围之役中，夺得洋枪2000余枝，大炮十多尊。 这样，通过购买、仿造和缴获，从1859年起，太平军杨辅清、李世贤、黄呈忠、范汝增各部都大量使用洋枪（来复枪）。有的还特别配备专门的洋枪队。其中以邓光明的洋枪队最精悍。此外，他还有洋炮队五千。李秀成的卫队也全部装备来复枪。1863年，谭绍光军中有3万支外国枪，有四分之一的兵士佩来复枪与步枪。据不完全统计，太平军中还有200名洋人助阵、训练军队和制造新式武器。这表明，太平军已向军队近代化的初级阶段迈进。 虽然从现有资料无法获悉太平军中洋式武器的具体数目，但从下面的事例可大致了解在平军在晚期大规模使用洋枪炮作战的情况，以及武器装备变革后所带来的客观功效。1862年，曾国荃部湘军合围天京，李秀成率十万余大军进攻雨花台，“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大炮打入营中，惊心动魄”。⑦事后，曾国荃向郭嵩焘叙述这次苦战时说：“贼之火器精利于我者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子打垒内，洋枪队多至两万杆，所以此次殒我精锐不少，伤我士卒不少。”⑧试想，如果单凭刀矛弓箭及土铳鸟枪，太平军是难以给装备精良的曾国荃部以如此大的杀伤的。1865年太平天国失败后，流亡各地的太平军余股，仍然多方求购洋枪炮。如太平军末期的一支劲旅李世贤部之所以能坚持到最后，同样得益于用洋枪洋炮装备了军队。可以肯定，没有太平军的初步近代化，太平天国政权不可能在中外联合势力的绞杀下存在十四年之久。足见军队近代化所起的巨大作用。 （二） 曾国藩在建军之初，从对坚船利炮的切肤感受中，萌生了师夷枪炮以剿灭太平军的念头，1853年他派专人赴广东购买洋炮320尊装备湘军水师。这是现实危机迫使他在卫道过程中向军队近代化迈出的第一步。这在视西洋物质文明为“奇技淫巧”的当时，的确需要一定的胆识和气魄。但卫道的急迫与热望使曾国藩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行之。不久，以洋炮装备的湘军水师取得了湘潭、岳州两役的胜利。曾国藩不无得意地说：“湘潭、岳州两次大战，实赖洋炮之力。”⑨在此之后，湘军将领江忠源、胡林翼等纷纷仿效购买洋炮。然而直到1861年，湘军大都沿用传统的刀矛、抬枪和劈山炮，而洋炮不过起些点缀作用而已。1861年，受英法联军侵略和太平军大量使用洋枪炮的刺激，曾国藩“师夷长技”认识大有提高，他认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并且设想“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以夺洋人之所恃。⑩曾国藩不仅派人从上海、香港等地大批购买洋武器，还在安庆内军械所里让技术人员仿造洋枪炮。1865年，江南制造局建成后，产品的一部分被用来武装曾国藩部。但湘军中除曾国荃部洋枪稍多一些外，其余的装备基本上仍以抬枪和劈山炮为主。究其因，与曾国藩在情感上始终眷恋传统有关。曾国藩宁守传统的拙、朴，而不愿多采用西洋长技，深怕会由此而“坏道”。在他的影响下，“湘军旧将扭于成见，不以洋人后膛枪为然，无论如何开异，终不见信。”(11)因而曾部湘军中的洋枪炮很有限，还不及太平军，更不用说采西法操练军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