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进程，反映了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所经历的巨变。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不是一个内在的社会经济渐进的自发过程，而是在来自西方冲击和现代国际环境影响下导致的社会激变，从而也使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一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近代史上开始于1896年，结束于1937年的赴日留学运动，是一场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洋务运动的无功和甲午战争的惨败后赴日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运动。这一运动的勃兴，深刻地反映了处于严重民族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向日本学习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强烈愿望；这一运动的发展，又切实地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救亡图存旗帜下追寻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愿望促使了留日运动的勃兴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世界进入中国，中国又被迫走向世界的双向运动过程，与之相伴随的正是变革与现代化相联出现。近代中国疮痍满目，有识之士放眼世界后，奋发向上的变革意识油然而生，成为变革的倡导者，他们对中国社会的病根看得越清楚，要求仿照外国进行变革的愿望也越强烈。于是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就成为一切变革者的共同方向。从林则徐放眼看世界，中国人就逐步走上了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但甲午战争前，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思路始终未能突破物质与精神分割的“中体西用”思维定势，所有的变革举措也都没有超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范围。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使人们省悟到仅仅“师夷技”而不图政治上的革新改良，不足以救亡图存。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①于是，从1896年开始，中国青年纷纷东渡扶桑留学，掀起了“可能是到此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② 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是中国近代史的主旋律，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一场爱国运动无不与这一主旋律联系在一起。反帝反封建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必要前提和主要内容，推进现代化则是中国走出危局，实现国富民强的必由之路。探寻赴日留学运动勃兴的根由，我们可以发现，救亡图存旗帜下探索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的道路是中国青年赴日留学的强大动力和直接目标。 20世纪初，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民族危亡的严峻关头，留学救亡成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他们非常焦虑地指出，“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关头，唯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唯一之方针！”③这虽对留学的作用不无夸大之处，但人们将留学作为救亡图存的手段是显而易见的。正因如此，时人也纷纷将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在留学生身上，他们指出，“当今之所谓老大之国，欲一线之生机而将来之基础者，非留学生其谁与哉！”④事实上，许多留学生确实是怀着“忧国之将危亡，思有以挽救补救之策”⑤的抱负，告别故乡，远涉重洋的。 留学生分赴各国，日本则是中国留学生最为集中的地方。“北自北京，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舱满座。……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⑥构成了一幅世界留学史上罕见的“留学热”的奇观。中国学生之所以将日本作为留学最热门国度，除了路近费省、语言相近易通等诸多便利因素外，日本向西方学习，推进全方位的现代化卓有成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许多人将仿效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方、推进现代化的一条捷径。1903年第7号《大陆》杂志的言论淋漓尽致地道出了这些人的心声：“日本学习欧美，故其强同于欧美，吾若学习欧美如日本，则其强亦必如日本然。吾文学风习去欧美如甚远，势难直接为之，不若间接以学习日本之为便。”吴玉章赴日留学时写的一首诗：“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为求富国强无策，强忍抛妻别子情。”⑦表达了20世纪初多数留日学生的共同心愿。留学救亡构成了留日运动勃兴的政治社会基础，这一基础，是赴日留学运动经久不衰的最重要动力，也明显地反映了留日学生想效法日本，变革政教，全面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强烈愿望。 赴日留学生运动的勃兴，也是对逐步形成壮大的民族资产阶级需要大批掌握现代化大机器生产技术以推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人材的必然反映。由此而言，留日运动反映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要求。 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发展的趋势，并已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逐渐改变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关系，开始起着推动社会经济前进的作用。社会经济的这种新变化必然要求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特别是需要大量熟悉业务的技术、管理人才和外交人才。当时，部分有识之士已逐渐明确地提出要“使一切无智识之辈，日进文明”，⑧以投入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张謇还特别针对当时实业人才缺乏而主张多派留学生，建议无论官费、自费留学生，都须“将农工商各业认定一门”，并“限以学年，以观其成”，如果学无成效者，官费则“勒令赔缴”，自费须“从严议罚”，“务使学实业者居其大半，庶异日回国，人人皆克自立，……以效用公家昌明社会。”⑨即便是当时的清朝官吏，在经受了洋务运动无功和甲午战争惨败的刺激后，也希望加快造就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人才，以稳固清政府的统治。因此，他们也竭力鼓吹中国青年赴日留学。张之洞在其著名的《劝学篇》中，就大力倡导留学日本。他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1903年，清政府正式颁发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中国游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予奖励”。清政府寄厚望于留日学生，无奈后来留日学生却成了反清革命的生力军。历史的结局和原来的政治预想并不一致，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清政府已隐约看到了专门人才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并想通过派人赴日留学的办法来顺应社会的变化。可以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大批现代人才，已成了当时中国上上下下的一种普遍看法。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队伍日益扩大，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担负着社会前进的职责。他们宣称，“商业之盈虚消长，国家安危系之，……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⑩他们要求救亡图存和发展资本主义，并渴望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为此，迫切需要一批了解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代言人，为他们在政治上呐喊。这种人产生的直接途径便是派人出洋留学。从当时赴日学生的情况来看，开始时也确有不少学生是怀着学习现代科技，掌握一技之长，顺应中国工业化的需要而赴日的，只是后来才陆续改学其他学科的。譬如鲁迅、郭沫若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