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寿潜作为一个维新思想家，以后又成为重要的立宪派人物，其许多革新建议都借鉴了西方的做法，西学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本文想就此做一个简要的分析，并探究汤寿潜在接受西方影响的同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复杂的文化心态。 （一） 《危言》是汤寿潜一生中最有影响的著述，被视之为戊戌维新以前宣传改革思想的重要著作之一，其中提出的诸多改革主张，都直接或间接的源于西方的经验。 就政治体制而言，汤寿潜认为君主专制制度的现状必须有所变革。首先，他提出限制君权，增加宰相的权力。至于宰相的人选，应该参照“国初‘会推’及泰西议院之略”来产生，而不是由君主指定。其次，他认为应仿行泰西的“集国人之议以为议”的议院。在中央建立上下议院，在地方实行相应的制度，“自巨绅至举贡生监，与著有能名之农工商，皆令与议而折其衷”。①至于他出于节约开支的考虑，以“泰西君主岁供均有额定”为由，提出内务府的开支也应有所额定的建议，同样也是对专制君主的一种限制。总之，从他的这些主张来看，尽管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如上下议院的成员还仅仅限于官员，并且要由军机处和都察院来确定，这显然有悖于西方资本主义选举制度。但是，他所倡导的主张却是朝着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这一方向去追求的。 汤寿潜尤其关注教育问题，他认为，“彼西人之挟以陵铄我者，其育才之法，非真擅造化之绝技，有鬼神之秘授也”。②这里所显现的认识是把培养人才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来看待的。那么如何来育才呢？他看到西方的士农工商，甚至军人无不通过学校来研习自己的专业，“讲明其理，娴习其事”。因此，他认为中国也应该通过学校来培养可用之才，而切实可行的方法就是通过厘整书院来达到这一目的。旧书院培养的学生致力于帖括，脱离实际，对此，汤寿潜提出铲除一切旧制，改派熟谙西学的人为教师，仿照同文馆章程办学，从而造就出使、翻译、制造、法律等各种专门人才。他还提出改革考试制度，增加时务和西学等考试内容，并特别建议王公贵族的子弟更应该学习时务，“破深宫阿保之习，以广闻见”。他警告说，如果再不努力地去这样做，就会造成“事变不穷人才已穷”的局面。 在有关经济及技艺方面，汤寿潜受西方的影响最大。他在《危言》一书中建议仿行泰西邮政、铁路、机械制造、税制、借国债等一系列做法，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以官办与官督商办的形式办企业，弊大于利。汤寿潜首先提到的典型例子就是轮船招商局。在这个官督商办的大企业里，管理混乱，弊端丛生。“自光绪二年归并旗昌，所有活本皆成呆产，而门面愈阔，糜费愈滋，事事以官行之，委员多要津之竿椟，甚至博干修以挂名者矣；买办必局总之私人，甚有由妓寮以呈身者矣；过客之抽丰取给于此，大吏之馈挹注于此，节节剥耗，层层侵蚀，不过于南北交冲设此送往迎来之公所，虽年终清单赢余凿凿，而官本、商本，皆如盐着水中，可见而不可掬，殆不终日之势哉。”③国家的利源如此地受到损害，汤寿潜为之痛心疾首。针对开矿中存在的类似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人言理财，从无以商合官者，今为混官商而一之，官有权商无权，势不至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特借矿股为戏人之猴焉而已”。④因此，汤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只有官举其事，具体事务任之于商，政府官员不应干涉。他的《理财百策》在谈及“集成公司以兴农利者”时，亦阐发了这一有关思想。这种提倡开设商办企业，鼓励发展私人资本的主张，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原则是相一致的。 在技艺问题上，汤寿潜就中国与西方存在着巨大差距的事实做了分析。他说：“西人以机械治其国，事事标新领导，而舟车枪炮为利用之大宗。非西人之才力聪明驾吾华人而上之也”。⑤关键在于其官方采取了一套鼓励人民从事技艺工作的有效方法。一旦工匠有所发明创造，政府予之专利，并施以奖励，这就促使他们的工匠不断努力钻研，推陈出新。而反观中国，多少年来“人人鄙艺事为不屑”，这使得中国在这方面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当然 他认为其症结主要在朝廷，只要官方重视了，百姓必然会响应。“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人人不以技巧为菲薄，而以格致为功名，千金市骏，重赏之下，而谓不克鼓舞之以尽其利，讵非必不然之事哉。”⑥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汤寿潜还提出招徕洋商、洋匠在通商口岸开设制造厂。他认为这样做有多种好处：其一，中国的聪颖弟子可就近入厂肄业学习先进技术，不必出洋，以免“上縻其帑，下畏其难”；其二，通过这样的学习，可以举一反三，最终自己制造；其三，促使更多的人了解精通机器制造以兴办企业，使洋商不能居奇，避免资金大量流入国外。他的这一主张应该说是颇有见地的。 此外，在提倡用卖虚职来取代卖实官的同时，汤寿潜又鉴于西方的男女同校，对妇女问题亦发表了一些议论，他说：“近唯泰西男女并重，各国女学林立：英国大书院，男女一律入学考试；德国生女，八岁例必入学，否则罪其父母；美国女师徒多至三四百万人，女学可谓盛哉！顾中国扶阳抑阴，阃内外界若秦越然，万不能猝授女官，骇人耳目”。⑦汤寿潜发出的感慨渲泄了他对社会上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的不满情绪，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无奈。他提出“以撰一品至九品女爵名鬻之”的办法并不能根本解决男女不平等这个根深蒂固的社会现实。事实上，这不只是一个授不授女官的问题，实际的问题要远远复杂得多。何况其提出的授女爵也仅仅是虚有其名。不过，即便如此，他仍然表达了改变这种“扶阳抑阴”状况的愿望。 以上所述基本代表了他在上世纪末的思想，因为《危言》写于1890年。但是，在以后的经历中，尤其是在浙路风潮和立宪运动中，汤寿潜仍以西学西法作为重要的学习对象。辛亥时期，他在致沪都督的电函中这样写道：“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考其第一、二次会议，均仅以襄助各州议会为宗旨，至第三次会议，始能确定国会，长治久安，是亦历史必经之阶。”⑧由此可见，在二十世纪初，汤寿潜审视了西方社会后，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较完善的美国尤为推崇和赞赏。所以，可以这样说，在对社会现状进行改革这点上，西学对汤寿潜的影响是持久的，也是全方位的，这种影响是他改革思想的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