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8月31日，是我国近代杰出民族英雄林则徐诞辰210周年。林则徐一生为官40年，做了不少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好事，而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事业还是禁烟抗英。在禁烟抗英活动中，他充分运用法律武器去进行斗争，并卓有成效。在这些斗争中，形成林则徐的法律思想。研究林则徐这方面的法律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重治吸食者为先” 19世纪初，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侵略者的鸦片走私愈演愈烈，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民族灾难，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危机，实“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①。从1729年起，清政府不断颁布禁烟诏令，但仅规定：对贩运鸦片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对私开鸦片烟馆者“拟绞监候”②，“食鸦片者罪止枷杖”③。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在《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中首先提出了“必先重治吸食”的严禁方案，主张允许给吸食鸦片的人在一年期限戒烟，如果过期不戒者，普通人处以死刑，官吏要加重治罪。道光帝将此折发交各省将军、督抚各抒己见，妥议章程。 1838年6月28日，湖广总督林则徐向道光帝上了《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④，对黄爵滋严禁鸦片的主张表示坚持支持，而且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禁烟运动中的一个很好的“转移之机”。林则徐在奏折中首先指出：“鸦片流毒于中国，纹银潜耗于外洋，凡在臣工，谁不切齿，是以历年条奏，不啻发言盈廷，而独于吸食之人，未有请用大辟者。……论死之说，私相拟议者未尝乏人，而毅然上陈者独有此奏。然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林则徐进一步分析说，鸦片不是“难于革瘾”，而是“难于革心”，而要想“革玩法之心”，就得“立怵心之法”。对此，林则徐认为“转移之机，即在此一年中。必直省大小官员共矢一心，极力挽回，间不容发，期于必收成效，水绝浇风，而此法乃不为赘设。”林则徐具体地提出了“禁烟六策”： 第一，责成各省、州、县首先把各式各样的烟具，特别是烟枪、烟斗，收缴净尽，以根绝吸毒工具。而且把这一条作为考核州县官员功过的根据。 第二，为了避免彼此消极观望，各省必须出示劝令，劝告鸦片吸食者自新，并将禁烟的一年期限，按3个月为一段划分为4限：自劝令颁布之日起，至3个月，为初限，在这个限内改悔断绝，到官府自首，呈缴烟具和剩余的鸦片烟土，并写出保证书以后不再犯者，准予免罪。在第2、3、4限内，投案自首者，也可以酌情减轻罪名。到了最后仍不投案自首者，一经发觉必须加重治罪，从杖打直至死刑。这种规定时限，逐步递加罪名，让鸦片吸食者戒烟，刑法由宽而严，由轻而重，十分合情合理，效果肯定会好。 第三，为了断源截流，必须加重开馆、兴贩以及制造烟具各罪名，并勒令他们在一个月期限内上缴烟具，去官府自首，否则一律处死。 第四，为了禁止官府衙门吸食鸦片，必须对文武属员犯者的上司，规定失察处分。凡官员放纵属吏兵丁等吸毒，禁烟不力者，应按照“先严于所近”的原则，分别给予调职或革职处分。 第五，为了严防地方吸食鸦片，责令地保、牌头、甲长负责搜查烟土、烟膏、烟具。如果发现有意包庇、不检举告发者，应与正犯同罪，并没收其房屋充公。 第六，为了使事实确凿无误，必须讲求审断的方法。因为沿海进出口码头，以及四通八达的繁华城镇，吸食鸦片的人不可胜数，群众告发起来就很多，地方当局就会应接不暇。而要判断禁烟的虚实，不用“审”而用“熬”，从早到晚，只须静对观察，不必问供。只要是有烟瘾的人，自然就会情态百出，便能判定他是不是吸食烟毒。 1838年10月，林则徐再上《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⑤，进一步驳斥了一些人所说的“重办开馆兴贩之徒，鸦片自绝，不妨于吸食者稍从末减”的论点。林则徐指出，这种说法表面上好象公平，有道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因为现在“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所以，尽管律例早有明文规定，开鸦片烟馆应拟绞罪，然而这些年来从来没有听说过因贩烟罪而绞过一人，办过一案，法令完全形同虚设，这都是衙门中那些鸦片吸食者包庇的结果。林则徐还指出，为什么现在大臣们对禁烟问题议论不一，关键就是这帮人从中作梗。他坚决主张，要做到“令行禁止”，就“必以重治吸食者为先”，首先把那些死不悔改的吸食鸦片的人犯，重加惩罚，处以死刑。如果光是议法，而始终不去执行，鸦片吸食者就会越来越多；如果刑法只有现在的科处徒、杖，而“无关生死”，鸦片吸食者就下不了决心去戒烟。这样，吸食鸦片的人就越来越多，于是鸦片贩卖者得到的利润就会越来越丰厚，到那时“即冒死犯法亦必有人为之”。因此，现在光喊“专严开馆、兴贩”，不首先从重惩治鸦片吸食者，就好比给病人开了药不中病、没有疗效的药方子，对于禁烟运动是毫无价值的。林则徐说，中国有句谚语：“刖足之市无业屦，僧寮之旁不鬻栉”。“果无吸食，更何开馆兴贩之有哉？” “因时制宜”，“辟以止辟” 对“死刑禁烟”的主张，当时持异议者不少。有的认为，“《大清律例》早有明条，近复将不供兴贩姓名者由杖加徒，已属从重，若迳坐死罪，是与十恶无所区别，即于五刑恐未协中”；有的认为，“犯者太多，有不可胜诛之势”；有的认为，“若议刑过重，则弄法滋奸，恐讦告诬攀，贿纵素诈之风，因而愈炽”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