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大久保利通是中日两国近代化运动初期的领导人，比较分析他们近代化思想的同异，对于搞清中日近代化过程和结局不同的原因，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李鸿章与大久保利通的近代化思想，大体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前期，但是，在这之前，因为中日两国不同的环境——日本对外来文化，采取虚心理性的态度，而中国则唯我独尊，因而日本能够比中国较早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先进；日本分裂割据，政治气氛活跃，中国则是封闭的统一，政治空气沉闷单调，改革势力难以发展，因而日本改革派能够拥有从事试验的根据地。所以，大久保接触西方文明的时间、深度，以及从事近代化试验的时间、规模，均超过李鸿章，这对他们二人近代化思想水平的高低，自然有着直接的影响。下面分三个部分来解析他们近代化思想的同异。 一、近代化的第一步——“开明专制” 李鸿章与大久保都认为，在近代化初期，只有“开明专制”政体，才能维持政局的稳定，才能集中全国的力量，上下一心地投入近代化活动，这是近代化的前提。由于两国国情不同，大久保是在“开明”的基础上追求”专制”，而李鸿章则是在“专制”的环境里追求“开明”，这就决定了两人所主持的近代化活动的命运。结果，大久保取得了成功，李鸿章遭到失败。 在1873年大久保当政之前，日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近代化。因为明治初期的政府要员，尽管相互间意见纷歧，存在派系矛盾，但或多或少都带有改革色彩，即便是西乡隆盛，也算是半个改革派。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便是“破旧有之陋习……求知于世界，以大振皇基”①。1872年，政府颁布了《学制》，各地普设西式中小学，要求“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从而开化了世风，使得整个国家都认识到近代化的迫切性。但是，就近代化第一步如何进展问题，朝野各方，争论不休。有些人认为西方的强大，得益于良好的民主政体，所以，近代化的第一步应该先从民主化做起，这种意见在政府内部渐占上风②。大众保等人从实际操作的角度，认为“确立一个有权威的政府”是“当务之急”③，政府如果无权，一切改革皆无从谈起。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招致政权机构与政策，变幻不定。大久保慨叹当时的情况是，“今日是今日，明朝归明朝”，常常是“昨是今非”④。这样，为了明确未来的改革方案与步骤，明治政府排除一切困难于1871年底毅然派大久保、木户孝允等人组成使节团，奔赴西方，实地考察。通过近两年对西方各国政治经济的详细调查与研究，大久保等人认为，日本今后的奋斗目标与手段是“用俾斯麦的强权，缔造英国式的富强”⑤。 1873年11月，大久保向政府提交了一份《立宪政体建议书》，他认为：第一、“政体乃建国之干，为政之本，至高至大”，如果政府软弱无力，一切皆无从谈起。所以，近代化首先要从体制着手。第二、国情不同，政体亦有不同，不可盲目搬用。民主共和政体，尽管“最得天理”，但只适合美国那样“无宿弊”的移民之国。君主政体尽管易致“废立篡夺”，但若有明君良辅，也可达到“一时之治”，它适用民众皆朦昧无知的国家。第三、日本将来的趋势必然是君主立宪政体，但达到这一目标，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第四、为了保证近代化的进行，目前只能暂行专制政体。因为无论何种政体，“在处理百端事务时，都必须保证有独立不羁，断然行事之权”，否则，“众论百出，异说纷纷”，必使政府“丧失缓急轻重，与前进方向”。所以，根据目前的民智以及迫切的施政任务，不能不“因袭旧套，实行专制政体”。总之，专制政体仍“适用于日本的今日”⑥。也就是说，要想完成近代化的任务，在日本必须建立“强权政治”，这是近代化成败的关键。 下面看看李鸿章是如何认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的。 当时中国的局面，同日本相反，中国政府的权力是专制集中的，但它缺少的恰恰是“开明”，也就是近代化的决心。1840年以前，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唯我独尊，余皆蛮夷”的自我陶醉之中。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才由林则徐等少数知识分子发出了微弱的近代化的呼声，但不久即归于沉寂，社会“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⑦。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空前沉重的打击，又由于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同西洋文明的接触，中国官场才产生出一批主张借西法自强的洋务派，如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但是，当时的政权主要掌握在只知弄权，不知天下大势的慈禧太后以及一帮反对近代化的顽固派手中。而且在洋务派中，真正称得上是近代化派的，只有李鸿章、丁日昌、郭嵩焘等数人。至于一般民间知识分子，仍然热中科举，不问时事，绝大部分人都站到近代化的反对派一边。也就是说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均不以近代化为然。 当时中国近代化派内部，对于近代化第一步问题，同日本一样，也颇有争议，只是分歧程度不同而已。郭嵩焘、张树声认为：“泰西富强，具有本末，主议院，新风俗是治国之本”，其它一切都是末。如果“习其末而缓图其本，但宜小试而决不宜大举”⑧。李鸿章、丁日昌等人则不以为然。李鸿章认为：“西化为必须，但不能行之过急”⑨，“华人之效西法，如寒极而春至，须迁延忍耐，不断加温”⑩，民主政治化，属于近代化步骤中的“大者，远者”(11)，非当务之急。中国近代化的关键是要使整个社会确立近代化的决心，即“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等事，可期逐渐增强”，否则，即便有完美的近代化方案，“犹画饼也”(12)。日本的近代化运动之所以进展迅速，他认为在于“上自大君主持而臣民一心”(13)，而中国则是“解事人少，而办事人尤少”(14)，举国上下均反对近代化。因而“朝廷每欲变计，亦恐部议有阻之者，时论有惑之者，疆吏有拘泥苟且而不敢信从者”(15)。正如孙中山所说，每办一事，“不知之辈必竭力阻挠——此中国极大病源也”(16)。另外，当时不少较为了解中国国情的外籍人士也都持同样的看法(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