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思想家为完成救亡启蒙、反帝反封的双重使命，建构起了一个庞大驳杂的思想体系，佛学经世思想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佛学经世思想，就是改造和利用佛学理论来救世、救民和救学，使佛学由往生来世的外在超越和即心是佛的内在超越，转变成为救亡图存、自度度人和学习西方的经世武器。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佛学经世思想具有爱国性、进步性和启蒙性，但对其负面效应亦不可忽视。 一、救世——用佛学思想改造客观世界，反帝反封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统治，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突出特点。因此，资产阶级思想家利用佛学思想改造客观世界，主要是利用佛教的种族平等思想和微生灭理论反对封建主义，利用佛教自身及其逻辑因明方法反对帝国主义。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极力主张消灭种姓差别，宣扬大家都是释种遗传，在沙门面前人人平等，由此否定了种姓血统的观念，逾越了种姓等级的界限。可以说，“平等”是佛教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概念。“平等”梵文意为“等”，即无差别之意，是与“觉悟”紧密相联的一个范畴，故又名“无生正等菩提”，即“正等觉”。它在宗教世界里泯灭主客观界限，谓之“智平等”；消除人我差别，谓之“众生平等”。这种平等观念既与近代民主主义形同神似，又与封建专制主义分庭抗礼，因此它极其顺畅自然地成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 首先，资产阶级思想家在理论上全盘接受佛教的平等观念，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和等级纲常。 资产阶级思想家充分阐述了平等的本质、产生不平等的原因和实现平等的手段。康有为提出人相我相众生相皆为幻相，故人我一体、众生一体的平等观，认为“兼爱无弊”，主张“既爱我又爱人”。章太炎认为人和众生，乃至墙壁瓦砾，皆为真如佛性的体现，而真如平等无别异，因此不应存在彼此之界、优劣之分，世界万物一律平等。谭嗣同依据佛学“无人相、无我相”的理论，提出“参伍错综其对待，故迷而不知平等”，“参伍错综其对待，然后平等”①，既指明了平等之体——众生和万物一心相通；也揭示了不平等发生的机制——因妄见而产生对待。因此，要消除不平等，必须破除对待；而破除对待，又必须先除我见；我见灭，“则异同泯则平等出”②。总之，他们认为：只有消除人我差别，铲除此疆彼界，才能实现“无人相、无我相”、平等、博爱的大同世界。 基于理论认同，资产阶级思想家进而由佛性平等推导出了政治平等，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和等级纲常。康有为依据“佛氏平等之学”，反对君专臣卑，主张“男女轻重同，良贱齐一”。谭嗣同激烈抨击封建等级纲常，指出：“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所以“举凡独夫民贼所为一切箝制束缚之名，皆无得而加诸”③；“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皆空诸所有，弃之如无”④。梁启超指出：佛教之言信仰，“必以为教徒之智慧，必可与教主相平等”⑤，“其立教之目的，则在使人人皆与佛平等而已”⑥。他表面上放言佛教，别无旁鹜，实际上是要求封建专制君主之对待平民也要象佛教的教主对待教徒那样，平等相待。章太炎也接过佛教的平等观念，呼号排满反封革命。他说：“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须除去”，婆罗门教把人分为“四姓阶级”，是佛教“最所痛恨”的；清政府压迫汉族民众，“待汉人种种不平”，比印度的种姓虐待厉害十倍，因此“应该攘逐！”他还说：“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规定，国君暴虐，菩萨有权废黜之；佛经将王贼并举，“看做王就与做贼一样，这更与恢复民权的话相合”⑦。就这样，他们在佛教平等与资产阶级平等之间凿开一条通道，由此向封建专制制度发起了激越的讨伐与攻击。 其次，资产阶级思想家利用佛学的微生灭理论，论证变革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必然性。 所谓微生灭，亦称“微细生死”，是佛教术语，意指变易生死。谭嗣同通过以太的微生灭，论证世界万物生灭变化的运动规律，指明时间和空间的生灭变化即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从而形成了他“日新”或“变”的新思想。所谓“日新”，就是革故鼎新，就是化腐朽为神奇。日新是以太的动机，以太喜动，运动为日新之源，因而日新是不可抗拒的规律。根据这种新思想，谭嗣同指出：欧美二洲以好新而兴，喜动而强，亚非澳三洲以好古而亡，喜静而弱。腐败的清王朝就是“统政府台谏六部九卿督抚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过力制四万万人之动，絷其手足，涂塞其耳目，尽驱以入契乎一定不移之乡愿格式”⑧。清朝政府采取高压手段，实施愚民政策，箝制人民手足，使之俯首贴耳做顺民，这就是中国积贫积弱之根源。中国如此下去，“死亡之在眉睫”，所以，变法改制刻不容缓！为此，谭嗣同一方面怒斥阻挠变法的顽固派为“守旧之鄙生”、“亡学亡政亡教”之刽子手；一方面高呼“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则新也者，夫亦群教之公理已。”⑨这种日新思想震聋发聩，惊世骇俗，不仅为维新变法开拓了道路，而且向世人报告了民主革命的滚滚潮音。 第三，资产阶级思想家利用佛教批判基督教，展开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在近代史上，基督教随着枪炮、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在中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宗教侵略势力。传教士依靠不平等条约保护，包揽词讼，袒护教民，霸占田产，欺压百姓，残酷地践踏了中国的法律和主权。更为严重的是，基督教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价值系统涌入中国，打破了中国人一向赖以安身立命的意义秩序，“传教则并夺华人之心”。中国人“一入其教，则人心但知有教主，不知有国法矣，此其动摇国本也。”⑩基督教这种精神侵略，给中国带来了俘虏人心、动摇国本的可怕恶果。面对这种危机形势，资产阶级思想家积极配合广大民众汹涌澎湃的反洋教斗争，从学理和实践两个方面利用佛教批判基督教，展开了反教反帝斗争。在这方面，章太炎堪称是其突出的代表。 章太炎首先明确指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因为中国人的信仰基督，并不是崇拜上帝，实是崇拜西帝。最上一流，是借此学些英文法文，可以自命不凡；其次就是饥寒无告，要借此混日子的；最下是凭仗教会的势力，去鱼肉乡愚，陵轹同类”(11)。为剥落基督教的灵光，章太炎发表《无神论》一文，用佛学的平等思想对基督教的神权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指出：“唯神之说，崇奉一尊，与平等绝远”，而“欲使众生平等，不得不先破神教”(12)。同时，他还用佛家的逻辑因明方法，无情而透辟地驳斥了基督教的创世说。他说：《新约》中的所谓“上帝”，既不是由直觉的方法得来，也不是由自己直接证悟得来，乃是用类比推理的方法推论出来的。既然可以推论出上帝的存在，也就可以推论出上帝的不存在，所以上帝创世也就只能是毫无根据的妄说。章太炎一面大力诋排基督教，一面积极推崇佛教，认为佛教最适用于中国。他指出：“我们中国，本称为佛教国，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13)很明显，章太炎这种抑耶扬佛的作法，实质是想用东方被压迫民族本国的佛教，来反对作为西方侵略工具的基督教。正是基于这种思路，他才在实践上积极以佛教作为联系亚洲各国的纽带，以联合起来反帝。1907年，章太炎与印度革命志士组织发起以“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为宗旨的“亚洲和亲会”。在《亚洲和亲会约章》中，他明确指出，要联合佛教等传统的东方宗教哲学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思想。章太炎这种努力虽然无法实现，但作为反帝斗争的一种尝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