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入进行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的个案研究 中国近代秘密社会中有无数的结社名目。鸦片战争前，黄爵滋在其所上《敬陈六事疏》中，曾列举过一些名目说： “以臣所闻，直隶、山东、山西之教匪；河南之捻匪；四川之蝈匪；江北之盐枭；江西、福建之担匪、刀匪及随地所有不著名目之棍匪、窃匪。”① 随着历史的进入近代，内外交困的社会向秘密社会驱赶着更多的群众，会党名目日益繁多，特别是沿海省分更为明显，咸丰三年任闽浙总督的王懿德曾概述福建一地的各种会党说： “闽省上下游会匪有红钱会、闹公会、小刀会、江湖会、红会、花会、烧纸、坐台、铁板令、草鞋令、过江龙各色名目，名异实同，纠连江西、福建诸匪，自道光21年以来，上下朦饰，遂成厝火积薪之势。”② 及至光绪晚期，会党组织遍布全国，官方文献，屡有记载，如湖南之“会匪充斥”，湖北之“会匪开立山堂……纠结夥党，多者竟至数万”，安徽之“会匪啸聚成群”。聚众结盟的记载已俯拾皆是。蔡少卿教授曾统计：清末秘密结社的名目有二百多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秘密结社档案就有156个名目。实际上，中国近代秘密社会中秘密结社的名目远不止此。所有秘密结社在近代社会中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留下了自己的踪迹。秘密结社的组织及其活动构成了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的主要内容；但是，过去除了对个别影响大，声势广，啧啧人口的组织曾有一些专门著述和资料汇编外，对秘密社会中更多的组织及其活动却缺乏足够的个案研究。 我所说的个案研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秘密结社本身的个案研究。从已有的成果看，研究者多侧重于对白莲教、天地会、哥老会等著名的大型结社，而对较小的地方性组织和某些著名结社的支脉派别则较少展开，即使对白莲教、天地会、哥老会等也偏于宏观性地概括，而对若干具体情节的分析评论和对其本身文献的准确理解与诠释则尚嫌不足。如白莲教是流传于黄河以北地区，凭借宗教信仰，组织群众，进行反清斗争的一个有较长历史的秘密结社，对它的活动方式、教义教旨、会众成分都已有所研究；但对它如何从湖北开始活动，逐渐伸张势力于河南，形成白莲教聚会中心，然后向皖北、淮北、山东、直隶、山西各地发展的轨迹及社会背景的联系等方面，则有待深入探讨，而对其支派闻香教、八卦教（天理教）、神拳教、在礼教以及其他种种名目的支脉更少见专论。天地会是研究成果较多，问题探讨较深的一个秘密结社；但对它的创立年代，说法尚有不一；对其内部的教义、教规、仪式、组织成分等的解释与论述，虽取得一定成绩，但也尚存异说；有些文献尚待诠释考证，如《海底》一书所收天地会隐语的解释，这些隐语是否收全，它与江湖黑话和行业春点有无关系等等都值得加以探讨。 二是对一定地域一定时期的横向个案研究。近代秘密社会的重要特点是名目多、复盖面广，而且往往随着社会的重大变动而有所消长。福建、广东、湖北、四川、山东等地秘密结社的名目众多，活动声势浩大。它们既具有全国共有的共性，也由于地域和时期的较大差异而各具特色，因而对于这种个案研究应是一个重要方面。四川的主要秘密结社哥老会很具地方特性，据《汉留史》（民国24年排印本）的作者刘师亮统计从清嘉庆15年(1810)到宣统3年(1911)的百余年间，哥老会共开山头36个，四川即占16个，全省所设“公口”（接待站）达数百个，声势浩大，承担着近代社会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1898年大足余栋臣的反洋教斗争即为哥老会所发动），过去有些学者对同盟会与会党的关系进行过有效的研究。这方面的个案研究经验颇可借鉴。五口通商打破了广州一口贸易的局面，原在粤湘大道上依靠对外贸易为生的失业劳动者“不下十万人”③。大部分输送进会党队伍，因此对通埠后的湖广地区的秘密结社应进行具体的个案研究。又在几省交错处，一般形成几省不管的三角地区，如川、楚、陕交界的棚民组织的活动，早已引起清朝一位政论家严如煜的注意。他在所著《三省边防备览》和《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中就专以“抚辑流民”立言，记述三省老林棚民的生活状况，其中就涉及到哥老会的活动。这些易于孳生秘密结社的省际交错区是很值得进行个案研究的对象。 （二）开展秘密结社与近代革命运动关系的主体性研究 中国近代的秘密结社主要分为教与会。二者与近代革命运动的关系，会重于教。从近代历次革命运动考察，可以说无一不与天地会系统各派秘密结社有关。刚刚进入近代的道光21年湖北崇阳的钟人杰起义、道光24年台湾嘉义的洪协起义和湖南耒阳的阳大鹏起义都是对历史进入近代所出现的畸形变动的重大反响。在太平天国革命前夕，道光27年湖南新宁的雷再浩起义、29年的李沅发起义都与天地会有关。他们和零星不断的大小起义都是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社会条件之一，也是太平天国革命迅速发展和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上海刘丽川的小刀会起义、佛山陈开李文茂起义也都对太平天国政权起到声援革命，牵制敌人的作用。十九世纪末，秘密结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各地反洋教斗争迭起，南有大足余栋臣起义、北有义和拳抗洋，都证明秘密结社在新的历史时期丰富了自己的战斗内容，与近代革命运动发挥了同步作用。关于这些活动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有些活动则还未能全面地有所论述，如钟人杰起义是近代之始的一件大事，但对整个事件的全貌尚为缺项。估计还有一些声名不显的秘密结社的本身事迹及其与革命运动的关系方面尚待发掘研究。有些问题开始并没有确切的认识，在问题的研究中发现秘密结社对革命运动的重要作用，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广西人民大起义，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列有条目，而未能展开。经过我的研究，这次大起义前后经过几近十年，以广西为中心而影响及于云、贵、湘、粤四省，清政府用兵数十万，糜款近四百万两。这次起义鼓舞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勃兴，预示着清政府的行将崩溃。从所搜集到的史料中发现这次起义是一次以会党为组织核心，以农民士兵为中心的一次大起义。这不仅看到近代秘密结社的声势和威力，也了解到若干有关会党的细节，如名称、成员、仪式、隐语等等，进而寻求到民主革命派孙中山、章太炎等对这次起义的评论，以及这次起义与华兴会起义、1907年防城与镇南关起事、1908年河口之役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后两次举兵活动，广西大起义中的领袖之一王和顾直接参与了策划和行动。这就比较完整地说明了秘密结社与近代革命运动的关系。会党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研究较多，成果亦丰；但是，所有这方面的研究大都是从革命运动这一侧面立论而旁及于秘密结社，秘密结社并未能处于主体而详尽地论述其与革命运动的关系。从研究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角度着眼，我认为应考虑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