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留下了大量著述，包括奏稿、日记、诗文、书信、批牍、读书录等。这是研究曾国藩本人思想言行和中国近代尤其是清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思想文化极有参考价值的文献。从而，对于曾国藩著述的整理和编辑出版，是一件很重要的学术工作；有关对曾国藩著述整理、编辑出版情况的回顾、总结，对于推进曾国藩研究领域的深入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旧中国曾国藩研究资料出版述评 由于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由于曾国藩门生故旧较多，由于当道者对他的着意推崇，所以在旧中国有关曾国藩著述的整理、编辑出版工作，受到公私各家的高度重视，各类版本众多，概括起来说主要有如下几类。 第一，全集类。自曾国藩1872年去世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70多年的时间里，各类《曾文正公全集》的版本约有十来个。最早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的《曾文正公全集》，是由李瀚章编纂于清光绪二年(1876)由传忠书局印行的。该书共计167卷，汇集了曾国藩的奏稿、十八家诗钞、经史百家杂钞、经史百家简编、鸣原堂论文、诗集、文集、书札、批牍、杂著、求阙斋读书录、求阙斋日记类钞、孟子要略、年谱、传记、墓志铭等论著，反映了曾国藩的政治、军事、外交、学术思想和实践。李瀚章是曾国藩的门生、幕僚，因此是书内容较为广泛齐全，其编纂方法较为得体，学术参考价值颇高。此外，是书还有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鸿文书局石印本，只收143卷；同年又有鸿宝书局石印本，计154卷。在民国年间，相继出现了东方书局版和世界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前者于1935年印行，附有年谱。所收曾国藩著述远远不如1876年传忠书局版丰富，但它是第一部铅印标点本曾氏全集。后者也属于标点本，但内容比东方书局版还要单薄，严格说来属于选编性质。 第二，专辑类。与全集类出版有关，旧中国有关曾国藩著述的专辑版本为数众多。最早的一部是由薛福成编辑的《曾文正公奏议》，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即曾国藩去世两年后刻印发行。该书收入曾国藩奏稿10卷，补编5卷，共计14册。这部书的内容只是曾国藩奏稿的一部分，很可能是薛福成任曾府幕僚时所存手抄稿加上当时易于找到的原稿编纂而成的。这些奏摺片后被收入李瀚章编的《曾文正公全集》。清光绪二年(1876)，王定安分别编撰和印行了《求阙斋弟子记》和《求阙斋读书录》两部有关曾国藩著述的专辑性文集。王氏曾追随曾国藩多年，执弟子礼，曾氏自号“求阙”，故称是名。前书计32卷，分13卷编录曾国藩生平言行，对于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的“业绩”，处理天津教案的经过，对外国侵略者所采取的“绥柔”政策以及河工、吏治、盐政、漕运等方面的见解均有记录。书末附有太平天国领袖名号谱。是书是编撰者深入了解、研究曾国藩著述的结果，学术参考价值颇高。后书原名《师训汇记》，计10卷，分经、史、子、集分类辑录了曾国藩所读书籍卷端题识、批注及札记等。也是一部编辑水平和学术参考价值较高的曾氏著述专辑。与此同时，另一学者王启源编辑了《求阙斋日记类钞》一书，于清光绪二年(1876)刊行。该书系对曾国藩日记的摘抄，计上下两卷。卷上分问学、省克、治道、军谋、伦理5个部分，主要记述曾国藩的读书、修养等方面的文字；卷下分文艺、鉴赏、品藻、颐养、游览5个部分，记述了曾国藩的品行、生活及其对社会、自然变化的看法。清宣统元年(1909)中国图书公司受曾氏家族之委托印行了《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计40册。始于清道光二十年(1841)正月初一，迄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三日。清咸丰八年(1858)六月前缺乏较多，仅存两册，其后较完整。是书简记曾国藩任京官后至逝世前之主要经历，包括镇压太平军、捻军和查办天津教案等重大事件，保存原始资料较多，是晚清时有关曾国藩日记专辑出版中最完整的一部，学术参考价值较高。此外，有关曾国藩著述的专辑性书籍还有民国年间由世界书局铅印发行的《曾文正公奏稿》、《曾文正公书札续钞》、《曾文正公家训》；由汪瑔选编于清光绪九年(1883)随山馆刻印的《四家奏议合钞》，计8卷，内有曾国藩奏议2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24年影印发行的《道咸同名人手札第一集》，计4册，其中收录了一部分曾国藩致他人的信函；由南京国学图书馆于1930年影印发行的《陶凤楼藏名贤手札》，计8册，其中收录有一部分曾国藩致他人的信函。 第三，年谱和大事记类。有关曾国藩年谱和大事记方面的书籍主要编著于晚清，民国时期研究者所编著的此类文字一般都是附录于研究著作之后，未单独印行，而且比较简略。最早一部全面系统的曾国藩年谱是由黎庶昌编撰的《曾文正公年谱》。此书由李瀚章审订，计12卷，附入《曾文正公全集》，于清光绪二年(1876)刊行。是谱记述自清嘉庆十六年(1811)至清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生平。谱内引用了大量奏稿详记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办洋务和处理教案等情况。由于撰者以诗文得曾国藩赏识，是曾门四大弟子之一，因而是书史料翔实，内容丰富，是有关曾国藩年谱中最有影响、最有学术参考价值的一种。王定安编撰的《曾文正公大事记》原名为《曾文正公事略》，经由李鸿章、曾国荃审定后易是名，附于1876年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刊行，计4卷。是书将曾国藩一生主要活动用大事记方式按时间顺序排列，保留了较多清廷有关上谕和曾国藩奏稿，详于镇压太平军、捻军战事，并涉及与曾国藩有关联的许多人和事。史料价值颇高，可与黎庶昌之《曾国藩年谱》两相参照利用。这两种有关曾国藩的年谱和大事记，是研究著作和资料专辑两者兼而有之的书籍，侧重于后者。 第四，选编类。在有关曾国藩著述选编之类的书籍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由蔡锷于清宣统三年(1911)编撰的《曾胡治兵语录》一书。在该书《序言》中蔡锷明确指出：“曾、胡二公，中兴名臣中铮皎者也，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世纪，遗型不远，口碑犹存，景仰想像，尚属匪难。其所论列，多洞中
要，深切时弊。”特就其治兵言论，分类编辑，附以按语评析，“我同胞列校，果能细加演绎，身体力行，则懿行嘉言，皆足为我师资，丰功伟烈，宁独让之先贤！”全书分为13篇，计5万多字。由于编者选取有条理，所作按语很贴切而又富于情感，所以此书在民国时期流传甚广。蒋介石在主持黄埔军校时曾经把该书作为重要参考教材，亲自作序改名为《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并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增补于各章之后。他在该书《序言》中作了说明：“治心即为治兵之本，吾故择曾胡治心之语以切要者，另列一目，兼采左季高之言，可为后世法者，附录于后。”从而，是书在旧中国的军政界流传极为广泛，影响极其深远。 此外，在民国时期还有陈翊林编的《胡曾左平乱要旨》、赖维周编的《曾国藩治盗要略》和方宗诚编的《曾胡言行录》等专辑相继印行于世，它们虽大都是配合国民党镇压人民革命的政治需要选编或撰译而成的，但就这些书籍的基本资料而言，却为推进曾国藩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开扩了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