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广东社会呈现出两大特色：一是高涨的爱国主义热忱，二是向西方学习的社会风气。 广东是最早遭受鸦片烟走私泛滥毒害的地区。早在16世纪，葡萄牙商人便利用澳门作为基地向广东输入鸦片。至18世纪，英美等列强国家争相把鸦片走私作为对华贸易的重要手段，致使广东社会烟毒泛滥，民生涂炭。鸦片战争时期，广东人民积极参加了林则徐领导的禁烟抗英斗争，林则徐被逼离粤以后，广东人民不顾清朝政府以及广东当局投降主义路线的压制，十多万城乡群众先后参加了以社学为中心而发动的请愿示威、义勇军、水军等斗争，时刻准备抗击英国侵略军的进犯，迫使英军放弃了在广州河南强划租界以及入驻广州城的企图。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以及三元里人民自发组织的抗英斗争成为中国近代史反侵略斗争的开端。 林则徐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不仅影响了广东社会的广大群众，同时也影响到广东文化界。作为中国近代史早期最重要的改革派思想家龚自珍、魏源的好友，林则徐也具有强烈的改革时弊、振兴国家的愿望。来到广东以后，他组织人力翻译了大批外国书刊、资料，写成《四洲志》初稿，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开眼看世界的倡导者，广东著名学者梁廷楠积极为林则徐出谋划策，成为他在粤主政期间最重要的助手，以后，梁廷楠写成《夷氛纪闻》，忠实地记录了广东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全过程。广东四乡的士绅组织和领导了声势浩大的社学斗争，在近代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鸦片战争时期广东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广东思想界打下了深刻烙印，近代广东思想界的思想家们无不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反侵略的精神。 清朝初年，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广东沿海地区的居民很早就与海外各国有所接触，强烈地感受到海外世界的大不相同。卒于1821年的嘉应州人士谢清高，早年即随客商下南洋，晚年回乡，请人将其海外经历记录整理成《海录》一书，刊行于世，向世人介绍南洋诸国的情况。①1835年，今中山市年仅7岁的幼童容闳来到与家乡菠萝岛南屏乡一水之隔的澳门，入读一所传教士开办的英文小学。12年以后，他与另外两位广东青年一道，赴美留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留学生。1836年，22岁的洪秀全在广州应试时无意间得到了一本《劝世良言》，这是中国第一位基督教布道者梁发编写的布道小册子，以后洪秀全又进入广州浸礼会教堂学习基督教教义。生于1849年的邓世昌少年时即向欧洲人学习算术，1867年福州船政学堂开学时，从广东专门招收了已经精通英文的邓世昌、林国祥、李和等10名学生入读。般政学堂的创始人左宗棠听说广东某些乡绅专门聘请“深明艺事者”教育子弟，深感欣慰，说：“此风一开，则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不但般坚砲利，可以制海寇，则分吾华一郡一邑之聪明才智物力，敌彼一国有而余”②。 鸦片战争以后，强烈不满清朝腐败统治的洪秀全，利用西方基督教中的天国平等思想作为外衣，组织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宏大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太平天国后期，在香港、上海等地逗留过较长时间的洪仁玕，参加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工作，提出了新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编》。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改革方案。这一方案虽然脱离当时太平天国的实际情况，但却表明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们希望把这场旧式的农民战争引向符合时代潮流的新方向。 当时的时代潮流便是林则徐、魏源通过在广东的政治实践以及社会考察，在坚定的反侵略爱国主义立场上提出的向西方追求真理、实现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伟大思想。广东的农民领袖们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反封建农民战争，揭开了实践这一伟大理想的斗争序幕，广东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不懈地追求实现这一伟大理想，在中国近代社会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社会改革的政治运动。 继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以及思想家洪秀全、洪仁玕之后，活跃在中国近代史舞台的广东思想家是容闳与郑观应。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由于掌握了西方近代文化科学知识，被太平天国后期兴起的洋务派官僚看中，邀请入幕参加了洋务运动。但他们的政治理想与洋务派有很大区别，洋务派的目的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③，亦即修补千疮百孔的封建统治大夏，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而容闳、郑观应则是希望从根本上或部分地改造封建制度，代之以资本主义制度。 容闳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美学生，对封建专制极其反感。他曾前往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会见洪仁玕提出七点资本主义内容的改革建议，他热切希望“建立一个新政府以取代清朝，使我的宿愿得以实现”④。但是太平天国的现实状况使他失望，他没有接受洪仁玕的挽留。以后容闳参加了曾国藩主持的洋务活动。在洋务运动中，容闳的杰出贡献是：主持完成了我国近代第一次较大规模引进外国机械设备的工作，提议并组织了我国近代大规模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的活动，我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便是容闳在广东选拔的第一批赴美官费留学生之一。 容闳的思想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也没有专门的理论性评著，他提出的多是一些具体的行动方案，有的脱离中国实际，但他的一生始终不渝地追求民主进步与热爱祖国。他同情和肯定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晚年还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临终时叮嘱自己两个在美国成长的儿子回报祖国。美国友人评论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