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是辛亥革命前后杰出的民主革命家。过去，人们对于黄兴的功绩只把注意力投向他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清朝统治；至于他的建国主张，则很少涉及。其实，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多次发表演说，组织各种团体，书信往返，函电交驰，阐述他的建国主张，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黄兴的这些主张，虽然已经过去了80多年，却仍在闪着光辉，对于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有一定借鉴意义。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四个方面对他的建国主张作一评述。 实行平民政治 巩固共和政体 清朝倾覆，民国成立。建国伊始，摆在革命派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巩固共和政体，如何把破落衰败的专制中国，建设成为国强民富的共和民国。为此，革命派撰文演说，各抒所见，纷纷阐述自己的主张，宣传自己的观点。作为“开国元勋”之一的黄兴，对此亦十分热心，先后发表了不少独特的见解。 黄兴的政治主张，其核心是鼓吹实行平民政治，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为人民所共有的共和民国。早在1912年8月，国民党刚刚成立，黄兴即与孙中山联名指出国民党的宗旨为“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①1913年3月，黄兴在《〈国民〉月刊出世词》中又强调：“世界大势日趋于平民政治，吾人乃亦以平民政治为归宿。”②1914年7月，他再一次重申：自南京政府成立后，倒专制而立共和，革命党所持之政策，即在于“欲达平民政治之目的。”③由此观之，实行“平民政治”，乃黄兴政治建国主张的集中体现，也是他所孜孜追求的政治目标。值得指出的是，黄兴在提倡“平民政治”的同时，坚决反对少数人谋私利、剥夺大多数人幸福的“官僚政治”。他号召扫荡官僚歪风，伸张人民权力。 国家为人民所共有，是黄兴主张实行“平民政治”的理论基础。他说：“盖国家者，非一人独有之国家，乃人民共有之国家。以人民为国家之主，起而担负国家之重任。”④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公仆论”。他认为在共和制的国家里，上至大总统，下至各级官员，都是受人民雇用的“公仆”，应该忠诚为人民办事。 实行“平民政治”，只是黄兴政治建国主张的总体构想。而要实现“平民政治”，还必须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黄兴的实施方案，大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反对人治，主张法治，主张用法律来约束“独夫民贼”，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和民主权利。他说：“人民被治于法治之下，得享受法律之自由；人民被治于专制政府之下，生杀由一人之喜怒，无所谓法律，人民之生命财产，无法律正当之保护，民权亦从此泯绝。”⑤只有制定宪法，才能“立国于不拔之基，措国于不倾之地。”因此，黄兴把制定宪法列为“建设共和国家之第一著”⑥，并把它与国家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盖此后吾民国于事实上，将演出如何政体，将来政治上之影响良恶如何，全视民国宪法如何始能断定。”⑦“宪法而良，国家日臻于强盛；宪法不良，国家日即于危弱。”黄兴反对因人因时制定宪法，并坚决反对由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宪法研究会来制定宪法。 黄兴主张法治，也极力主张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教自由。他认为自由平等，乃天赋之人权，应当予以法律保护。当然，黄兴所提倡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自由，不是超然于法律之外的自由。他说：“世界各共和国皆得自由平等，然必自由于法律之内，方有国民精神。”⑧“凡伟大之国民无不尊重法律，为法律之自由，决不为野蛮之自由。”⑨ 黄兴不仅提倡民主、自由、平等，而且为维护人民的民主、自由、平等进行不懈的斗争。1912年8月，张振武、方维未经审讯，即被袁世凯杀害。他立即致电袁世凯，严正指出：“凡有法律之国，无论何级长官，均不能于法外擅为生杀。今不经裁判，竟将创造共和有功之人立予枪毙，人权国法，破坏俱尽。”当袁世凯“封禁报馆，摧残舆论”时，他又呼吁人民要齐心合力，驱除袁贼，维护言论和出版自由。 二，反对个人专权，主张政党政治。黄兴从日本维新不过30年，而一跃成为世界头等强国“即本于政党之力”这一事实出发，认识到“民国成立之要素，端赖正党。”⑩因此，他积极支持建立国民党，并希望“推广办法，大收会员，以厚势力”；积极支持宋教仁提倡的责任内阁制，用以限制袁世凯的个人独裁。 在政党问题上，黄兴反对“以党为政”。反对个人利益凌架于政党之上。他说：“以党为政，其弊专横而无理，他党又必效尤而加甚，贻误国事，实非浅鲜。”(11)在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上，黄兴主张“以政见相折冲”，反对“以武力相角逐”，要求“牺牲私见，服从公理，服从多数人之政见”，要求各党“均以国利民福为前提，持政见不持党见”。(12)这些见解的提出，说明黄兴的政治思想水平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境界，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为当时党派纷争提出了一个正确的解决办法。 此外，黄兴还十分重视党纲、党德、党风的建设。关于党纲，他说：“政纲犹旗帜然，略同军队主义。军队须讲服从，一党之人立于政纲之下，即犹一国之人同立于一旗帜之下。”(13)他指出国民党党纲的特别之点在于“民生主义，亦即国家社会主义”，要求党员恪守党纲，“力谋进行”。关于党德，黄兴认为：“一党有一党之道德，道德不完，则希望即不能达。权利心重，义务心即消亡于不觉。我辈今日当提倡人人除权利心，以国家为前提。党德既高，则希望可达。”(14)对于大党，尤其需要党德，“大政党的党德，应当以改造为精神，以促进为目的，以爱国为前提。”(15)对于他党，“须有包含一切之宏量”，“务期至相提携、交换意见，俾克砥砺观摩，收他山之助。”(16)这种涵养大度、包融一切的党德，一方面反映了黄兴的胸襟宽阔坦白；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黄兴对其它政党认识的肤浅，只求统一，不讲斗争。关于党风，黄兴认为全体党员应当为多数人谋幸福。他把“对于社会亦甚出力，全体一致”，称之为国民党的“特色”，“可以谓之党风”。他要求党员注意“平均地权”，把它作为立国的根基，以宏扬党风，并把宏扬党风与培植党德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包含一切之宏量”，才能使党在他党的攻击风潮中立于不败，才能以一种“特别党风造成一种党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