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已有一些论著涉及光绪及维新派的变法策略问题，这些论著大都认为，光绪及维新派变法策略的错误，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我同意这样的看法，但是这些论著都是将光绪和维新派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来立论的，那么，作为革新派巨人的康有为，他的变法策略究竟怎样？作何评价？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只想就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变法策略的两个问题谈些看法。 一 涉及戊戌变法策略的论著几乎都认为，光绪及康有为不分轻重缓急，“齐头改革”，新政上谕如“倾盆大雨”而下，是最大的策略错误，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①我以为，以此评价光绪是恰当的，若评之康有为，则值得商榷。 诚然，康有为主张“大变”，“全变”、“速变”、“骤变”，这无论是在“百日”前，还是在此后康有为的奏议中都随处可见。如他说：“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又说“以方今不变固害，小变仍害，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也。”要求“尽涤旧制，尽除旧俗，不留毫厘。”②但康有为的“大变”、“全变”是针对中国“百弊丛积”的实际，鉴于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仅仅“变器”，早期改良派及洋务派仅仅“变事”，“少袭皮毛，未易骨髓”③，即都不知变“本”而无济于时局的教训，从理论上提出的主张。康有为的“速变”则针对列强掀起瓜分狂潮、中国面临“鱼烂瓦解”的危局而言。他要求光绪迅速“诏定国是”，实行变法，决不能再“徘徊迟疑”。康有为的“骤变”是指变法必须要有雷霆霹雳的勇气，因为“数千年之旧说，易为所牵；数百年之积习，易为所滞。……非有雷霆霹雳之气，不能成造立天地之功；非天下之至强者，不能扫除也。”④都不是不分轻重缓急，“倾盆大雨”般改革之意。 至于变法如何具体进行，康有为的主张恰恰相反，他十分强调变法的“次第”、“本末”，既反对零碎补缀，又反对漫无边际。他说：“变法之道，必有总纲，有次第，不能掇拾补缀而成，不能凌躐等级而至。经画土地之势，调剂人数之宜，学校职官之制，兵刑财赋之政，商矿农工之业，外而邻国联络箝制之策，内而士民才识性情之渡，知之须极周，谋之须极审，施法有轻重，行事有缓急，全权在握，一丝不乱，故可循至而立有效。”⑤他一再要求光绪“统筹全局，而后可讲变法下手之方，先后缓急之理也”，“使本末、精粗、大小、内外，皆令规模毕定，图样写就，然后分先后缓急之序次第举行”。⑥ 康有为认为，开制度局于宫中，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参与”，议行一切新政，就是变法的“根本”、“总纲”。开制度局以筹全局，“则纲举目张，规条具举，内政外交，次第毕张，轻重得其宜，先后不紊其序。”⑦他对光绪“急于图治”、“新政日颁”而迟迟不开制度局表示不满和忧虑，“今频频新政，而不先开制度局以总裁之，定其千条万理之宜，明其先后缓急之序，而漫听群臣之条陈，遽为涣汗而颁下，枝枝节节，不相凑合，乱次而济，散无友纪，……恐行之久而鲜效，必将为守旧者所藉口而反之也。”反对光绪将欧、美之新法“骤取法之”。⑧ 可见，“百日”期间，康有为是强调变法应有轻重缓急之分，先后次第之别的，反对将欧、美所有新法“骤取法之”。 从“百日”期间康有为的实际奏议看也是如此。据初步统计，“百日”期间，康有为以自己名义及代宋伯鲁、徐致清、杨深秀、王照等人草拟或授意他们上折共47件。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要求设立象制度局这样的议政机构，共8件；二是要求御门誓众，明定赏罚，共9件；三是废八股，设学校，办报编书，育人才，共18件；四是振兴农工商业，奖励发明创造，共6件；五是旧官制改革问题，共2件；其它方面4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废八股为中心的文教改革建议最多，这是因为文教改革不但重要，而且较易入手并取得成效。康有为说：“新政之要而成效之最速者，莫过于此。”⑨官制改革方面的奏议最少，因为康有为深知，官制改革是最大的难题，必须慎之又慎，“改定官制，事体重大，不能速举也。”⑩再从各类奏议的呈上时间看，关于御门誓众，大行赏罚的奏议主要集中在百日维新序幕刚刚拉开之际，其意图十分明显，即通过御门誓众，大行赏罚，震慑群僚，以推行新政，古今中外改革的经验、教训都证明这是十分必要而恰当的。以废八股以中心的文教改革奏议主要集中在“诏定国是”后到7月底，这与康有为认为文教改革较易入手并取得成效有关，并且文教改革的奏议也是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6月中旬，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试策论，接着请开学校、改各省书院淫祠为学堂。经济改革的奏议主要集中在7、8月份，是随着文教改革的深入而呈上的。官制改革的奏议不仅数量少，而且是在“百日”后期，“朝议纷纭”，欲改定官制、裁汰冗员的情况下递呈的，目的是告诫光绪不要在官制改革上轻举妄动，要慎重用人。要求设立象制度局之类的议政机构的奏议贯穿于百日维新始终，因为康有为认为这是变法的根本，“是存亡强弱第一关键”(11)但光绪迟迟不颁谕旨，所以康有为坚持始终。 十分明显，康有为的策略意图是先设立制度局之类的议政机构，使维新派参与政权，领导新政，然后从文教改革入手，逐步推广到经济领域，待这两方面的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后，再改革封建官制，进而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康有为权衡轻重、统筹安排后作出的先易后难，稳步前进的改革设想，而不是象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康有为在“先改什么，后改什么”方面缺乏“深谋远虑及相应的策略”。(12) 长期以来，史学界认为，“百日”期间的新政“上谕”几乎都是根据康有为的建议颁发的，这是不确切的。新政期间，康有为的奏议虽有47件，但有的未被采纳，如御门誓众、分别官差等，有的虽被采纳，但因慈禧的反对并未颁谕，如开制度局等，而此间的新政“上谕”多达286件，事实上，根据康有为奏议而颁的“上谕”只占其总数的小部分，大部分新政谕旨是采纳其它臣民的奏折而颁的，“百日”期间，臣民上书共达659件。(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