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甲午战争在帝国主义侵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战争的结局使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甲午战争也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战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关键词 甲午战争 近代化 民族意识 中日甲午战争在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场战争由于清朝社会制度的腐败和战争指挥者避战求和的错误方针，终于导致了清军在战争中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迅速沉沦到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成为世界列强宰割的对象。战争的结局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本文仅就此作一探讨，以祈教正。 一、甲午战争的结局确立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社会地位 甲午战争是以英美帝国主义为后盾，由日本出面对中国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战争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在中国攫取政治、经济特权、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进行资本输出，从而变中国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取得了在中国投资办厂的特权，对华经济侵略发生了质的变化，资本输出成为主要形式。他们一是通过政治性贷款和开办银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二是展开对中国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以及划分势力范围的争夺。帝国主义通过对中国经济的掠夺和控制，进而操纵中国的政治，使中国社会迅速导向半殖民地化的境地。 甲午战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贷款总计有4100余万两，而且是随借随还，还没形成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甲午战后，《马关条约》开了大宗赔款的恶例，日本一下子就取得了2亿两的巨额赔款，同时，清政府还要支付3000万两的“赎辽费”和日本“代守”威海卫的军费50万两。这笔赔款年息五厘，须在三年内还清，并要求清政府在第一年就付出1亿3000万两。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总收入还不足9000万两，根本不够支付。为此，清政府在列强的胁迫下只得开始大借政治性外借来偿付日本。这种借款主要有三笔：（一）俄法洋款。1895年7月，俄法以“仗义”干涉还辽“有功”与清政府签订《俄法洋款合同》，借款额为4亿法郎（合银1亿两），年息四厘，以94又1/8折扣付款，36年分期还清，以海关税收入担保，允许俄国参加海关行政管理。（二）英德洋款。1896年3月英德与清政府签订《英德洋款合同》，借款额为1600万英镑（合银9762万两），年息五厘，以95折扣付款，36年还清，不得提前还清，以海关关税为担保，并规定在此借款未付还时，中国不得改变海关行政。这一政治性条款，为英国继续霸占中国海关提供了保证。（三）英德二次洋款。1898年3月英德与清政府签订了《续借英德洋款合同》，借款总额为1600万英镑（合银1亿两），年息四厘五，83折扣付款，45年内还清，以海关税收，苏州、淞沪、九江、浙东厘金和宜昌、湖北、安徽盐厘为担保，并统归总税务司征收管理，45年内中国海关行政机构不得改变。以上三笔借款共合白银3亿两，加上利息，则高达7亿两以上。由于折扣付款，清政府实际得到的款额却只有26000余万两。这样，甲午赔款立即转为对外长期借款，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由于三次借款均以海关税收作担保，所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海关的控制权争夺得十分激烈，这突出表现在三次借款过程中英俄之间的争夺。其结果，英国不但长期控制中国海关，而且也部分地控制了中国的厘金盐税。可以说，自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海关完全变成了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财政的殖民机构。 帝国主义列强在通过政治性借款的方式控制中国财政的同时，还通过开办银行的方式控制中国的金融命脉。甲午战前，列强在中国共设立7家银行，分支机构15处①，主要任务是为外国资本在中国进行商品输出服务，随着甲午战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方式的转变，银行在资本输出的过程中日渐重要。为此，帝国主义列强开始在中国扩建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扩大业务范围，把银行变成对华输出资本的主要工具。从1895-1913年，帝国主义在华共设立银行13家，分支机构85处②。主要有英国的汇丰、法国的东方汇理、俄国的道胜、德国的德华、美国的花旗、日本的横滨正金、比利时的华比银行等。以上这些银行都有组建早、金融实力雄厚的优势，成为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中心。它们通过以政治性贷款的方式控制中国的财政，通过对铁路、矿山等部门的投资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通过发行货币控制中国的钱庄进而垄断中国的金融命脉。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和《马美条约》的签订，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和国防力量的薄弱，进一步刺激了帝国主义贪婪的侵略野心。列强在利用政治性贷款的方式控制中国的海关、财政、经济等大权的同时，也展开了劫夺铁路修筑权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竞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铁路投资是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输出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列强巩固和扩大自己在华势力的有力工具。帝国主义分割中国的竞争便是以争夺铁路修筑权首开其端的。1895年6月，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法界约》和《中法商约》，把侵略势力伸入云南和两广，并取得了西南诸省的筑路权和开矿权，把越南的铁路接进中国境内。俄国也在1896年6月与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取得了建造和经理中东铁路的权利。紧接着便是英德集团同俄法集团关于承建芦汉铁路的争斗，其结果，芦汉铁路的承造权和经营权落入了俄法集团之手。铁路的争夺加剧了列强对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争斗，自1897年底，帝国主义又开始了以武力强占中国的沿海港口，夺取租借地和公开划分势力范围的争夺。1897年11月，德国借口“曹州教案”用军舰强占胶州湾和青岛港，并在1898年3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规定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租期99年，德国可在山东境内自胶州湾修筑南北两条铁路，铁路沿线两旁各30华里以内的矿产，德商有开采权。这样，山东全省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1897年底，沙俄也以防止英、日、德等国侵占东北为幌子，擅自派军舰闯进旅顺港，胁迫清政府在1898年的3月、5月和7月先后签订了《中俄旅大租地条约》、《中俄旅大租地续约》、《东三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规定俄国租借旅大25年，旅顺口为俄国的海军基地，并有建造南满铁路的权利。由于中东铁路干线、支线纵横东北三省，整个东北地区都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同年4月，法国强迫清政府以照会的形式声明，清政府承认紧邻越南的云南、广西、广东三省不割让或租借给他国。1899年11月，法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将广州湾租与法国，租期99年。英国为了维持在中国优越的殖民地位，于1898年2月强迫清政府承认不将长江流域让与他国。在俄法两国先后租占大连湾和广州湾后，英国便乘机索租威海卫和九龙半岛，以达到北阻沙俄，南拒法国的目的。6月，与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将九龙半岛（包括大鹏湾、深圳湾在内）租借给英国，租期99年；7月，又与清政府签订《中英威海卫租借专条》，规定威海卫及其附近海面（包括刘公岛、威海湾沿岸10英里的陆地）租与英国，租期与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日本也在瓜分狂潮中趁火打劫，照会清政府声明福建省内之地不得让与或租与他国。4月，清政府即给予了日本一个满意的答复，这样，福建便划入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