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发生了洋务运动，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由于二者是发生在大体相同的国际背景之下和大体相同的时间里，更由于二者在某些口号和形式上有类似之处，因此人们往往愿意将二者进行比较。 一、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是日、中两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运动 日本学者薮内清在其所著《中国·科学·文明》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在相当于日本幕府末期的1860年前后，中国和日本一样，在沦为欧美列强殖民地的威胁中走着艰难的道路，但是由于两者所处的环境各异，因而以后所走的道路也不同。日本推翻了幕藩制度，于1868年建立了立宪君主制国家，而中国却是在原封不动地保留原有政治体制的情况下，只想吸收外国的科学技术，这就是洋务运动，……但是这样的洋务运动在依然如故的政治体制下，要想取得理想的结果是不可能的。”（《中国·科学·文明》第143页）薮内清先生把两国所处环境各异看成是两国在此后走的道路不同的原因是十分有见地的。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当时的日本和中国在自己社会纵向发展的过程中已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日本的资本主义萌芽已发展成了资本主义势力，经济上有一定势力而政治上无权的资产阶级和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下级武士已作为德川幕府的反对势力而在日本社会中客观地存在着。而当时的中国却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的漫长跋涉中，弱小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早已出现，但在封建主义的种种压制之下还无法迅速成长起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 日本在1603年建立了德川幕府制度，结束了日本长期的战乱状态，国内出现了一个相对和平安定的局面，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社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 在农村，出现了商人阶层，他们用自己的资金或借助于城市中的大批发商的贷款，把农产品收购起来转卖给上一层的商人或城市中的大批发商，从中获得商业利润。在棉织业中也出现了“换棉”和“租机”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手工业中出现了作业分工的集中的工场手工业，1867年私营的雇十人以上的手工工场已有400多家。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社会中已出现了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有一定势力。在幕府末年，大商业和高利贷也有较大发展，城市中已经出现了一批叫做“株仲间”的商业垄断组织。有些商人已凭借手中的经济势力参与政治。据记载仅日本大阪市富商和高利贷借给封建主大名的债款就高达六千万两黄金，每年利息就相当于大米三百万担。有此富商和高利贷者已不仅能凭借经济势力挟制大名，而且还直接参与藩政。当时已出现的资产阶级虽然经济上有了这种势力，但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被视为下等阶级。另外，日本社会还有一个中国社会所没有的武士阶级，他们是封建统治者固定的亲兵，不事生产，只能依靠禄米生活。幕府统治末期，由于财政困难，幕府和各藩经常削减和停发下级武士的禄米，使一大批下级武士和家属生活异常困苦。这迫使不少武士冲破封建等级观念和封建法规的束缚，抛弃武士身份去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转为教师和医生等。有的甚至直接把武士身份转让给大商人，自己做商人家中的养子，直接同高利贷和商人资产阶级结合起来。这些资产阶级化了的武士的出现和他们改革社会的政治要求使弱小的资产阶级有了同盟者，而且资产阶级化了的下级武士中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水平和组织能力方面又高于资产阶级，有些就成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明治维新运动的领导力量。 当时中国的情况却是另一番景象。本来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在明朝初期就出现了，到了明代中叶，雇主雇工的雇佣关系已较多见，在纺织业中比较明显，“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出现并有所发展，但经过明清之际的战乱，特别是清初封建统治者对江南比较发达地区的屠城和掠夺，原有的本来就很弱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摧残殆尽，只是到了清代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才又随着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重新破土而出，缓慢发展。在江南和广东地区，包买商的出现就是这种资本主义萌芽重新出现的证明。但是，由于明清两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实行着一条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加之他们闭关锁国和垄断大商业及对外贸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就极为缓慢，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又加之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摧残，使中国社会直到洋务运动以前，也没有从封建社会的母体中生长出象日本那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样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下级武士阶层来。 其次，当时日中两国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在精神上的准备也是大不一样的。 日本民族向来就是一个善于向别的民族学习的民族，他们没有中国封建统治者那种天朝上国天下第一的妄自尊大的心理。在没有与西方文明接触以前，他们一直把中国做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从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西方殖民主义者陆续来到日本，把西方的武器和消费品传到日本。后来基督教也传入了日本。对此，虽然德川幕府认为基督教的传入是幕府统治的一大祸患，但日本是幕府统治下的大名割据体制，大名有着比中国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官吏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在这种条件下，日本西海岸的一些封建领主带头信奉基督教，在自己的领地内引进西方的新式武器和科学技术，发展对外贸易，扩大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势力。于是，西方文明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侵入日本社会的土壤之中，日本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打开了自己的眼界，热心学习传入日本的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当时在日本先后兴起的“兰学”和“洋学”就是日本民族这种热切学习西方文明的最好证明。如果说“兰学”还仅仅反映了日本人民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向往，那么“洋学”则已经反映了日本人民对西方社会制度的向往。在1860年前后，日本人民通过向西方学习已引起了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向往。 中国在向外国学习上与日本也是不同的。本来中国也有着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优良传统的，这在封建社会早期和中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佛教的东来和在中国与儒教、道教和平共处互相补充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明。可悲的是，中国灿烂光辉的古代文化却越来越成为中华民族身上的历史包袱，历史越接近近代，中国在世界上就越落后，而越其落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就愈其抱定天朝上国天下第一的虚骄心理不放。这在心理上与先把中国看成学习榜样后来又把西方看成学习榜样的日本是大不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