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贵州文史馆邀请余著《黎庶昌传》，不才曾力求简约精选，挈领提纲，以图叙其坚苦卓绝、百折不回之志趣，窃以为庶昌岩穴之士，山野之民，而具人饥己饥，澄清天下之志，内忧朝廷之愚昧保守，外凛列强刀俎鱼肉之心，虽其生平之志未得伸，然在西潮东渐之最初刹那，即能有此良机深入堂奥，旷观明察，著于竹帛，期发后世之深切反省，此匪特我黔之荣光，抑亦近代文化史上不可多得之先贤也。 近读其所辑《西洋杂志》，其中包罗丰厚，观察入微，刻划细腻，把握要领。其理解力之强，用心之细，令人叹服。书所载虽非全部出于手笔，同寅作品之编入者，皆为同一时代同一旨趣之代表作。第因信手编入，秩序凌乱，对读者困难殊多，因就个人读书心得，可分为外交、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天文地理以及欧陆揽胜七大类，兹略提其每类之概略，藉以窥其大端。 外交 光绪二年（一八七六），中国第一次派遣驻外使节，以郭嵩焘为驻英特命全权钦差大臣，以及副使刘锡鸿，参赞黎庶昌和其他译员及随从人员。 清廷首派驻使，乃因特殊原因之推动，缘上一年英国翻译官马嘉理、武官柏乐文由缅来华进入滇省边境时，分别受戕及被狙击，郭嵩焘任务实先为谢罪特使，然后长期驻劄。《西洋杂志》惋惜滇案国书于九月十七日在前，而正式呈递到任国书反延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即以此故。 黎庶昌于一八六二年上同治帝书，其中对内政颇多触犯忌讳、直言敢谏之处，虽见识旷达，而其中有关涉外事务，仍不脱尊王攘夷之窠臼，及在曾国藩幕磨练十四年，得交天下英豪之士，对于天下大势，已逐渐了解其趋向。庶昌驻英到任甫二月，其所致李勉林书，除详纪港埠里程见作者之心思缜密外，更盛赞其街衢广阔、景物繁华之气象，冠于欧洲。至于对其国情之体认，第一为其君臣之间礼貌尊重，分际谨严，但国家大政操于国会，虽有君主之名，实为民主之国。至于（欧洲）国际之间，各以富强相竞，内施压力，外假公法，与共维持。征诸黎氏所言，即今日所谓《权力的相互制衡》。而其中特别提到英法合作，以防范俄罗斯之窥伺黑海，而德对法亦不忘世仇两点，尤中肯要。凡此所言，对于俄罗斯一八五四年克里米亚战役失败之意义，黎氏皆有极清晰的认识与卓见。细读此文，对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原因亦有进一步之了解。 其于外交政策之建议也，中国宜于此时廓开大计，与众合纵，东联日本、西备俄罗斯，而于英法等大邦，择交一二，结为亲与之国。 其于外交人事者，国家不特公使一职，其慎其难，即参赞亦未易言胜任，出洋当以语言文字为先务。 黎氏认为自准西人通商居住，增出游历名目，以遂其窥探内地之私计。一旦有事，中土形势莫不了若指掌，而叩之我国士大夫，反有茫然不知其方向者。而俄罗斯边地绵长与国邻接二万余里，垂涎蒙古及新疆，君臣同谋之数十年。 黎氏建议，于出洋人员中，酌带翻译，亦用游历名两道开发，迳从俄境陆路回国，以两年为期，令其从容行走，举凡山川城郭，风土人情，路途险易，户口蕃耗，贸易盛衰，军事虚实，交通设施，咨访查看而记载，可图者并图其形势，以备他日通商用兵有所考核。 黎氏与使臣郭嵩焘不洽，而与副使刘锡鸿友善，此并非僚属与首长之龃龉，而系政见相左所致。缘回民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在喀叶噶尔独立为王，英国一面派使驻扎，一面致照会驻英钦差大臣郭嵩焘表示愿谈判调停，提议由中英共同保护等语。郭使即复英照会。庶昌坚决反对，认为照复英国，即等于变相对叛徒承认。时左宗棠正用兵新疆，阿古柏覆灭在即，而郭氏犹同意与英商谈，并据以入秦。是刘黎之反对，充分见其洞察时势，保全国本之卓识远见。此后因郭刘失和迁怒于黎，盛气凌折至不能堪，导致庶昌左目失明。及至左宗棠平定新疆，阿古柏自杀，黎氏喜而为赋： 轻车度幕不惊尘 矫矫将军号绝伦 回准降幡齐入汉 图书旧板复收秦 雪消葱岭鸿难度 草长蒲稍马易驯 索地陈兵君莫让 乌孙西去付行人 （按：最末一联指伊犁事正进行外交谈判。行人，即是外交官。） 黎庶昌最初随郭嵩焘驻英，嗣曾纪泽使法，由于副使刘锡鸿使德，因此黎氏曾同时先后任三国使馆参赞，呈递国书，其中英国尊旧制，仪节最隆重，德国因郭嵩焘钦使负有“惋惜滇案”之特殊任务，故德皇于呈递国书时就便探问办案及交涉经过情形。法国适改制共和，政体初奠，接受国书典礼亦最简单。第二次曾侯所呈递之国书，清廷未用玉玺，尤见草率。 黎庶昌以使馆三等秘书地位，“参赞”清廷驻英、驻法及驻德公使，适陈兰彬派驻美、驻秘鲁及驻西班牙钦差大臣，过欧时“需员甚急”，曾纪泽乃保奏黎氏升任二等参赞，任驻西班牙使馆“代办”，但西班牙已早派伊巴里为驻华公使。 其时外交界尚无大使衔头。庶昌虽只是代办级，西国仍按照公使呈递国书隆重仪节，优遇黎氏，可见其时欧陆对我华之重视。 礼曰：“往而不来，非礼也。”庶昌深知其时朝野对西洋外交礼节以及宴会社交风习之完全隔膜，以故在《西洋杂志》中，对有关方面纪述特详。 慰慈读有关外交仪式、领事证书、社会风习时，感觉特别亲切，认为在一百二十年以前之外交场合，大体一仍旧贯。如慰慈在莫斯科生子，婴儿甫自医院回家，喜接礼宾司长之贺卡，即其一例。所不同者，王室与宗教长老之地位更趋式微。例如西班牙王室对外交团邀请之“预贺生子”，公使之“不宜与民人往来，即庶僚诸绅，亦不得源源接见”，以及“头等公使”订期接见他国公使前来拜会等，皆属闻所未闻。（按：中南美洲拉丁语系国家，通常在外交团中以教廷大使永居首席，或即《西洋杂志》中所谓之头等公使，但首席大使亦须先拜早履任所之使节。至于黎氏所述在柏林见比王，系国王函邀有关使节晋见一节，则属正常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