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发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教案，或曰后洋教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特色和影响的重大事件。它持续了半个多世纪，遍布全国各个省区，为数达数百上千次之多，影响极为深远。但是，关于教案的研究，在建国以前却甚为薄弱。据查考，至本世纪30年代初才有关于教案的文章出现，至40年代末止，仅发表有关文章11篇，其中6篇尚属资料的披露与介绍，另5篇也为教案解释和个案记述之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教案研究才开始受到史学研究者们的重视，并从80年代初起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取得了一批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丰富和深化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本文试图对建国以来近代教案研究进行概要述评，以供史学工作者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一 成果出版发表和学术会议简况 建国后教案研究，从成果来看，主要表现在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资料汇编，发表了为数甚夥的论文，并举办了多次专题学术讨论会。从发展历程来看，明显地以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区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成果较少，讨论的问题不多；后一阶段成果增多，争鸣热烈，逐步形成研究热潮。 在论著方面，迄1993年止，全国共出版有关教案研究的专著10种，其中1978年前出版4种，1979年后出版6种。依次为：李时岳著《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反洋教运动》；南史著《天津教案》；天津历史研究所天津史话编写组编《火烧望海楼——1870年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周健钟编著《贵州三“教案”》；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张力著《四川义和团运动》；庾裕良著《广西人民反洋教斗争》；张力、刘鉴唐著《中国教案史》；戚其章、王如绘编著《晚清教案纪事》。 建国后共出版关于教案的资料集5种，其中1978年前仅1种，1979年后4种。依次是：南昌人委办公厅历史沿革组编《一九○六年南昌教案资料专辑》；廉立之、王守中编《山东教案史料》；王明伦选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庾裕良、陈仁华、吴国强编《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 关于教案研究的论文及资料介绍的文章，建国后全国各学术刊物及各大报先后发表了255篇（不包括关于教会与传教士评介的文章）。其中1978年底以前的65篇，绝大多数是“文革”以前发表的；1979年以来的190篇。此外，尚有各种论文集中所收有关论文数十篇。就研究内容来说，属于总论的有78篇，这类文章多重于理论分析和总体研究。属于区域教案研究的有53篇，研究范围已涉及18个省区，其中以教案多发地区的长江中下游各省和山东、西藏等省区研究为多。属于单个教案即个案研究的124篇，涉及的教案共53起，较为集中的有天津教案、两次大足教案、景廷宾起义、贵阳教案、两次南昌教案、两次重庆教案、宁海教案、贺金声起义、周汉反洋教案、梨园屯教案、金丹教起义、青浦教案、酉阳教案、湘潭衡州教案、霍山教案、巨野教案等18起。 关于教案研究的学术讨论会，1979年以后才逐步开展起来。1982-1992年10年间，随着教案研究热潮的兴起，先后召开了5次范围、主题各异的学术讨论会。依次为：1982年6月在四川大足举行的反洋教运动与余栋臣起义学术讨论会；1985年4月在四川成都举行的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1987年9月在安徽绩溪举行的19世纪中国教案——义和团学术讨论会；1989年11月在贵州贵阳举行的第三届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1992年11月在湖南怀化举行的全国第四次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随着历次讨论会的召开，人们得以畅所欲言，广泛交流，对于教案的研究也得以逐步地深入和发展。 二 研讨中提出的主要问题 建国以来，史学工作者在教案研究过程中先后提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有：关于所研究对象的提法；关于反洋教斗争的起因、性质、历史地位和作用；关于教案史的分期；关于反洋教斗争与义务团运动的关系；关于反洋教斗争与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关系；关于反洋教斗争中的爱国主义与民族意识；等等。限于篇幅，现仅将其中几个问题所涉及的观点，爬梳整理如下。 （一）关于反洋教斗争的起因和性质 关于近代中国反洋教斗争或教案的起因，有人提出中国官绅民反洋教的目的主要有三：①反抗外来侵略，保卫社稷；②维护孔学与道统；③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人认为反洋教斗争中自始至终存在着两种矛盾：一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二是基督教神学与中国封建礼俗政教的矛盾。有人提出近代教案中存在三层冲突，即侵略与反侵略的冲突，基督主义与伦理主义的冲突，以及新学与迷信的冲突。关于教案中存在多种矛盾和冲突，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原因可以从多方面、多层次进行分析，这点大家并没有多大的分歧。但是，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何者是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则存在较多的争论。由于对“谁是被告”看法不同，因而对反洋教斗争的性质的断定也各异。大体有三种观点。 1、反侵略。主要是反对教会侵略，反对传教士依恃特权横行霸道，同时也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侵略紧密联系。因而反洋教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鲜明民族自卫性质的爱国主义斗争。这是自建国初期就形成并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至今仍为大多数人所坚持。主要论据如下：①反洋教斗争受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制约，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不断激化的产物。在这一大背景大气候下，西方教会与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与近代以前和现代的传教均不相同：一是以西方列强的炮舰为后盾，二是有不平等条约作护符。其中不少人更是直接接受本国政府和驻华公使领事的指示，充当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就是那些虔诚的宣教者，也不可能脱离殖民主义政治而纯粹来华传播“福音”，归根到底也是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相联系的。②为数众多的反洋教宣传品，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并非如某些人所说单纯是“中西文化冲突”或宗教上的排外，而是紧密把洋教、鸦片烟与帝国主义军事政治侵略联系在一起，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略，揭露教会、传教士的种种罪恶活动。正是后者，成为激发教案的更重要的原因。因单纯的社会礼俗和宗教信仰有所不同，不可能使教案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③反洋教斗争的发展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整体形势一致。共出现五次高峰，分别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1861年；日本入侵台湾的1874年；中法战争爆发的188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签订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的1895年；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八国联军大举侵华的1900年。可见国际资本主义侵华加深之日，也是中国人民发动反洋教斗争以图抗争之时。④在反洋教斗争和教案的多种矛盾中，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侵略与反侵略构成近代教案中多种冲突的主线。弥漫于社会底层的灭洋夷保中国的呼声，同爱国知识分子要求“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相并行，共同反映了救亡图存这一深层而急迫的历史主题。⑤参加反洋教斗争的除主力军农民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地主士绅、兵丁官吏，始终带有全民族的性质。特别是近代中国内地广大群众感受认识到外国侵略所带来的祸害，是从同洋教会的接触和斗争开始的，近代中国内地广大群众之反对外国侵略，初期也就主要表现在反教会斗争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