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本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重大事件。对于辛亥革命全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而对于同辛亥革命准备相并行的清末新政，深入研究者却甚少；至于对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这两大事件之间的关系，更未见有专文论述。众所周知，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能在1911年爆发，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长期努力的结果；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之所以能够在当时形成，革命民主派的努力之所以能大见成效，又与清末新政的开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等问题作以探讨。 一 正确认识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关系的问题，首先应该对于孙中山在清末新政前后从事革命活动的变化作以研究。孙中山很早就有反清革命思想，但是，1894年以前，从总体上看，他的思想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范畴。主要表现在1890年他写的《致郑藻如书》及接着写成的《农功》等书。尤其是1894年写成的《上李鸿章书》和进行的上书活动则表现得最为突出。孙中山上书的失败，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1894年10月，孙中山又来到檀香山，开始了他的反清革命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并于11月24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提出了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伟大革命目标。从1894年冬到1900年底，孙中山进行反清民主革命的斗争历时六年。他成立了兴中会，并在海外和国内建立了一些分会；两次组织、领导了武装起义；他也到过美洲、欧洲，并在各国的华侨当中从事革命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争取同志。但由于各地革命风气未开，当时，海外华侨对孙中山的主张多持怀疑态度，所以革命活动的成效是极为有限的。 在孙中山宣传民主革命主张和组织革命斗争十分艰难的年代里，清朝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到了极度衰败的时期。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八国联军的进犯，都给清朝的反动统治者以严重的威胁。清朝政府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广大劳动群众反抗斗争的打击下，在八国联军的压力下，在其统治极端不稳和政治威望极度下降的情况下，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政权，不得不在国策上有所转变；此外，也为了拉拢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适应帝国主义的某些需要，清朝政府从1901年开始实行新政。 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有：在政治方面，更定官制、整顿吏治、改革刑罚及“预备仿行宪政”等；在经济方面，努力振兴各项实业，主要有发展垦殖业、奖励民族工商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及兴办交通、矿业、金融事业等；在军事方面，废除旧式武科科举、举办武备学堂、裁减旧军、编练新军、举办警政等；在文化教育方面，改革与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及大力派遣留学生等。 清末新政的消极作用不应该忽视。首先，由于举办新政，封建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剥削更为严重了。因为清朝兴办新政，练兵、办学、派遣留学生、兴办各项实业都需要大量经费。当时，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不能象殖民主义者那样到外国去掠夺，相反，由于支付赔款、偿还外债及利息，加上对外贸易的入超，以及帝国主义在华投资所榨取的利润等项，中国的白银年年大量外流、财源枯竭。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新政，筹集经费更是十分困难。清朝的封建统治者为了举办各项“要政”，不得不经常大力向下派款。1903年12月24日，清政府的上谕中说：“现在国步艰虞，百废待举。而国储一空如洗。无米何能为炊，如不设法经营，大局日危，上下交困，后患何堪设想。”①这一天，清朝政府发布的两个派款上谕，每年向各省派款共达960万两之多。清朝中央政府不断向地方派款，而各省地方要政举办的本身，也都需要大量经费。地方上的钱款主要靠提高部分商品物价、增加捐税等手段。如盐、酒、烟等物品不断加价加税，各种名目的税捐不断出现。这就使得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更加困苦，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其次，在清末新政期间，由于编练新军，就出现了一些地方军阀势力。其中北洋军阀最为突出，该系军阀头目袁世凯，乘机控制了北洋六镇军队，并在李鸿章死后爬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要职，他成了当时中国的最有实力而又极为反动的人物。第三，清末编练新军、办警政，或多或少地强化了封建国家机器，对于人民的反抗斗争，起到了加强侦缉和镇压的作用。第四，新政在经济方面的某些措施，也为帝国主义扩大对华资本输出，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上述几点只是新政后果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清末新政的实行在客观上又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积极作用。在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促进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形成与发展。 二 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形成，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重要问题，同时也和清末新政的开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形成有着自身的历史过程，其中1903年显得十分重要。这一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志士大量涌现，特别是广大留学生发生了革命的转化，革命民主派初步形成。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因素： 第一，清末新政的开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和革命民主派的形成，提供了前提与可能。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形成的中心问题，是广大中国留学生走向革命。那么，1903年在日本为什么会有众多的中国留学生呢？这就无法抛开清末新政。1901年，清政府宣布废除武科科举，接着命令各督抚“于各直省会建立武备学堂，以期培养将才，练成劲旅。”②并派人出国学习军事，培养新军军官。使得1903年“学武备的留日生有二百余人”，约占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五分之一。1901年清政府还命令各省、府、州、县，切实设立各级各类学校，并对办学不力者下诏斥责。同时，改革科举，取消八股取士，这有利于办学。1903年前后，各省出现了一些新式学堂，张之洞、袁世凯等，还提出了逐步废除科举制度的建议，也促使新式学堂不断发展。新政初年的办学活动，为选派留学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当时，清朝政府也注意到了派遣留学生。1901年9月，清政府谕令各省：“务择心术端正，文理明通之士”，出国“学习一切专门艺学，认真肄业，实力讲求”。同时清政府也号召自费出国学习，指出：“如有自备资斧出洋游学者，著由各该省督抚，咨明该出使大臣，随时照料”，并且“准照派出学生一体考验奖励”。③1902年，又谕令宗人府、八旗都统，选派宗室和八旗子弟出洋学习。因此，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迅速增加：1900年的留日学生仅有100余人，到了1903年，竟达1000多人。留日学生的大量增加，为孙中山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