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台湾抗日之役是甲午战争的最后一战。唐景崧作为此役初期的最高指挥者，他的表现是至关重要的，是甲午战争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长期以来人们对此多有评论，虽不完全相同，但基本倾向都是持否定态度，笔者查阅了一些史料后认为有必要实事求是地重新加以探讨，以还历史本来面貌。 一 188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随着战局的日益恶化，台湾防务日趋吃紧，为此清政府于10月间命令时任台湾布政使的唐景崧协助台湾巡抚邵友濂帮办防务。不久邵友濂预计战火迟早会蔓延至台湾即设法运动内调，10月31日唐景崧受命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字维卿，广西灌阳人。他是在中法战争结束后以功“除福建台湾道”的，①1891年迁布政使，唐景崧任职后正确判断了形势，他在奏折中认为“查倭人虽鸱张于北，而志不忘台。六月以来，时有倭轮游弋测水，故台湾设防与临敌同”②，也就是说台湾应当处于一级战备。为了加强战备，唐景崧作了以下几件工作： （一）布防。唐景崧是从全局考虑台湾的战略地位的，他说，“台湾逼近闽粤江浙，为南洋第一要害……欲固南洋，必先保台，台若不保，南洋永远不能安枕。”③在台湾本岛的防务方面，前任邵友濂原先安排“以杨岐珍总统基（隆）沪（尾）各军，以刘永福径赴台南”，并调总兵廖得胜、副将佘致廷率兵赴台北守备。④唐景崧接任后略作调整：“以廖得胜统沪尾诸营，佘致廷带三营副之。……委知府朱上泮带四营助守澎湖”，刘永福部“仍往台南”。谭钟麟认为“其布置防营似尚周密。”⑤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是刘永福部原先即驻台南，并非唐景崧任台抚后，“遂自守台北，移永福军于台南”⑥。二是台北固然重要，台南亦非无关紧要。因为“南路于霜降后，涌浪渐平”，加上日军曾占据过半年有余，熟门熟路，重演故技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因此防守台南也是重任，唐景崧当时考虑“刘永福仅带两营，不敷展布，商属派员回粤，增募四营”⑦。对于台湾门户澎湖列岛的防卫，唐景崧并非“不甚注意”。⑧他认为“从来争台者，必首争澎，……我能保澎，敌难寄椗，游行洋面，势不能长。”⑨为了加强澎湖的防御力量，唐景崧除调去朱上沣部，“并募炮队前往协防；又开水旱雷一营，择要分置”外⑩，还着手抢运粮饷军装，同时计划“筹设电报”，(11)购买电线，以便从速进行调度指挥。1895年3月日本出动陆海军万人进攻澎湖，驻澎守军英勇抵抗，致使兵力超过清军一倍有余的日本死伤超过清军数倍。澎湖虽陷，但消耗了日军大批有生力量，这与唐景崧的事先认真布防不无关系。 （二）联络会党。众所周知，唐景崧在中法战争前夕主动请缨入越联络的刘永福黑旗军原来是广西天地会起义军的一支，为了反对外来侵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抗敌是唐景崧的一贯思想，在甲午战争中也不例外。1895年2月唐景崧致电清政府，“请旨下号召海内豪杰，无论海寇、马贼，有能夺回失地一处者，予爵赏，世守其土；有能捐输枪械助人立功者，爵赏同。”(12)3月，他在台湾会见广东会党首领，听取其制敌对策。唐景崧在汇报时表示，“此辈远胜新募军。……东计迟且危，不如用此辈北上，速且稳。……用此等人行此等事，难拘文法……但荀利国家，不敢不陈。”(13)同年4月16日唐再次致电清政府，称“现招粤中义士骁将集万人，有自备船械者，拟由粤用渔船航海夺澎。……利纯不可知，而义愤之气可用，……到澎必战，请示进止。”(14)清政府旋以“和议已定”为辞，电唐“奉旨止令勿发”，(15)攻澎未果。尽管有人认为此乃骗局，大侠吴国华实不可信云云，但唐景崧积极联络会党共御外侮的策略思想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断言唐对台湾军民中的哥老会“毫不在意，也毫无办法”(16)是不妥的。 （三）筹饷。募兵备战需要经费，“定购军火亦须给价”(17)。唐景崧除积极争取中央政府的支持外，花力气大力就地筹款。1895年2月唐景崧致电清政府说“户部拨付台款百万两，暂补防费，欲添防兵，则苦不能。”在“借洋债无应”的情况下，唯有向台湾本地绅民借内债。他认为“当兹传台警，筹借万难，舍本地富而不谋，何以解于众口？……况意在借而不迫其捐，认息认还，……在公家不失情理”。当时奉旨留办台湾团防事务的太仆寿卿林潍源系台湾首富，拥有家产数百万两，虽曾两次认捐共计四万五千两，但对官方借款“饰词诉穷”，不愿慷慨解囊，“群情不服”。唐景崧为此“请旨饬责林维源，无论已财人筹借有百万两。”(19)3月10日清政府电准唐景崧所请，“即饬该京卿如数筹借，由户部指拨各省关实银，分三年归清，不得稍有延欠。”(20)清政府的明确表态，打破了其他富户的观望攀比心理，举借内债很快打开了局面，台防经费得以暂时弥补。为了足以应急，唐景崧还派员与元丰顺洋商商议，以关税作抵，“借镑银三百万两，九五扣，周年息七厘，……十年本息摊还。”(21)马关条约签订后，唐景崧于5月10日致电清政府，“请旨饬户部速拨饷二百万两，以备急需”，并称“台将亡矣，赏畀此款，藉慰万民悲愤之忱，二百年养育天恩，亦遂从此尽。”(22)次日清政府同意“电谕张之洞先行筹拨五十万两，陆续解往应用”(23)，这是唐景崧为台湾军民争取到的最后一笔来自中央的拨款，对台湾的初期抗战颇有帮助。
